訪問者按︰50年前，「香港人」仍是初生的政治與文化身份，他們在1971年發展了首個主要的群眾運動。不是說1971年前香港沒有群眾抗爭，梁寶龍便概述了香港政治罷工的歷史。但是，保釣運動是這個城市首場運動，由帶有初生本土意識的一代人所發起（如今的香港人身份可追溯至此）。他們是來自中國大陸移民的子女，於50年代生於香港，成長於香港。
由美國支撐的日本政權聲稱擁有釣魚臺（或日本稱尖閣諸島）的主權——而非由共產黨中國與國民黨台灣所擁有，激起了地緣政治紛爭。此事引起了跨國的反帝國主義行動，由在美華籍離散群體，帶到了香港與台灣的年輕人。中華民族主義的利益考量與情緒，雖然貫穿運動的不同層面，但是參與保釣的香港年輕人的政治立場，卻不能簡單地化約為民族主義。中共、國民黨及各種個別力量爭相競逐運動的領導權，香港人初次嘗試在各國政權間找到自身的獨有位置。香港回歸後政治上的重要人物，無論是泛民還是親共建制中人，都是保釣裡的學生示威者。
五十年後，香港人建立起他們最大型和最有力的群眾運動。反送中運動期間，我研究草根行動者如何在不同霸權角色之間爭取空間。我讀到保釣中的激進左翼刊物，70年代雙週刊的一篇文章，從中得到靈感。面對當下香港民主運動多年來最巨大的挫敗，我回顧保釣吸取教訓，嘗試找出未來的指引。因此這篇文章並不打算完整及客觀地回顧保釣運動各環節，而是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我訪問了三位生命曾受保釣深深觸動的香港人。他們對抗1971年的民族主義元素，批判地思考如何為香港人建立自主的政治藍圖。
莫昭如是自由社會主義（libertarian socialist）的行動者和藝術家，70年代雙週刊的創辦人之一，在保釣街頭運動動員有重要角色。羅永生是研究香港左翼及社會運動史的重要學者，因為近日對異議學者的打壓，失去了嶺南大學的長期教職。區龍宇是勞工運動的行動者與作者，青少年時期在保釣中政治覺醒。我結合了他們三人的回應（分別訪問而來），令讀者可詳細理解他們如何看待保釣的經驗、回憶和遺產，比較當中異同。
區的回應本身用中文寫成（譯者按︰另外兩位受訪者回應由英文寫成，由譯者翻譯為中文）。為閱讀方便，我編輯與精簡了對答。
Promise Li：你們分別也覺得保釣運動對你的政治生涯在有重要的影響——儘管在不同的時間點上。你們能否談談在運動之前的個人背景，或是保釣運動如何影響你們自身的政治成長？
莫昭如：在海外讀大學以前，我是一個高中生，在一間由英國殖民地政府管治的學校下讀書。雖然我們的老師有告訴我們日本人的惡行，我很奇怪他們為何從來沒有批評英國殖民統治者的暴行。在60年代，雖然大量的日本商品與電子產品湧入香港市場，日本的流行文化也在香港開始流行，但對二戰的回憶還是令反日情緒高漲。因為我非常不滿香港的教育制度——我們稱之為「殖民奴隸教育」，所以我說服了我的中產父母，讓我到澳洲留學（比英、美要便宜，而且我在澳洲有幾位筆友）。
這是我離開香港，自我獨立的時期。我接觸了不同的教授和同學，他們告知我在柏克萊和美國各地的學生運動。因為越戰，運動越來越壯大。當時，澳洲作為美國帝國主義的年輕盟友，加入美國軍國主義行動，澳洲的學生被徵召入伍，所以有關戰爭的討論席捲澳洲的校園。許多學生不甘只將自己埋在書堆之中，我也參與了不同的反戰活動，為澳洲原住民爭取土地權利，以及學生會組織工作。我也研讀了不少新左著作，還有馬丁路德金和哲古華拉等人的著作。
我也屬於當時六七十年代的基進世代，既不支持資本主義，也不支持官僚共產主義。我最初對文化大革命也挺感興趣，但也不大清楚其中的種種，直至我回到香港，遇上一些逃來香港前紅衛兵。毛澤東的中國推舉國族主義，這種無論怎樣也要支持自己國家的想法令我感到非常討厭。在我離開澳洲回到我的出生地的時候，我已是一個國際主義者。
羅永生︰保釣運動時我還是初中學生，所以我對保釣只有模糊的個人記憶。但保釣運動於香港的影響力持續不斷︰我透過公眾和校園刊物接觸到保釣運動，包括不同大學學生組織的刊物，還有文化雜誌如《盤古》、《中國學生週報》。直到高中，我才遇到一些談論保釣運動的人，那時亦是我政治覺醒的時候。當我70年代末成為大學生，我視保釣為學生運動高潮的神話般的代表——那時正是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急速退潮的日子。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第一年，加入了「大河社」，一個前毛派組成的小型團體。他們舉辦了閱讀馬克思和毛澤東經典的讀書組；資深者也會帶著同學閱讀阿圖塞、馬庫色及其他新左著作，那時大學課程都不會教這些。
我仍記得這些後保釣時代的毛派團體的組織風格︰他們強調建立成員間的「同志」關係，在協調組織政治行動之外，更要保持大家庭般的氛圍。資深成員熱切地向後進傳承經驗，例如怎樣發起政治行動、參與學生組織選舉、出版、以及組織地下活動。雖然在我第二個學年，這個團體已經不再運作，我仍在資深成員身上學到很多東西。在最後兩個學年，我先後當選中大學生報的總編輯和中大學生會的主席。這些學生組織發起了不同活動，介入有關香港1997後何去何從的論爭。自此，我在大河社認識到的一些朋友，在各個領域中尋求專業發展；有些成為教協的核心成員，直至教協最近被迫解散。
區龍宇：1971保釣運動發生的時候，我14嵗，快要升讀中二。我初時未加注意運動。到七七維園示威被鎮壓，才引起我的關注—混合著對示威者的同情，和對警察的反感。這簡直是自然反彈，無需乎別人教育或者煽動的。殖民政府天天教育著煽動著那些最敏感的青年一輩去反對他們。我念的是高主教書院，從幼稚園一直念到中學畢業。在小學時期我已經常常感到填鴨教育和奴化教育的壓迫。從那時起，我關於“母校”的回憶，都蒙上灰暗色彩。我不記得校園生活有什麽特別快樂的日子。還有一層，那時我父親的小生意失敗了，他的小工場堆滿了無法出口的花色肩袋，只好拿去深水埗街市賣，但不是他本人賣，是找我和三哥去賣。第一天就有個“飛仔”模樣的後生過來說，“喂，等陣有人過來收‘嗶位費‘，位位一蚊（還是五毛？）”。我看看三哥，他卻漫應一句“好好”。後來才知道，那是用來孝敬黑社會的。再長大我才知道黑社會也要分成，孝敬警察。那是後話。但我無須等到長大才知道警察之惡。我在街市就經常看到警察如何欺負小販，也見過不甘心被欺負的“賣魚佬”大駡警察，好在被人拉住才沒有還手。
我猜這些社會教育早就開墾了心田，播下了種子，再碰到七七示威，種子便破土而出。但我那時根本沒想過“搞政治”。只是純粹出於道義感。七七之後不久，我從報紙讀到學聯成立了保釣中學生組，就立即報名參加了，去到開會，絕大部分都已經是中五或者預科生了，面對這些哥哥姐姐，我覺得尷尬和害羞。組長就是陳毓祥。那時運動還有點規模，大家都忙於搞展覽和其他文宣。踏入1972年，已經轉入低潮了，當時大家有過幾次討論，一次還是在郊外的。我依稀記得那次野外討論，大家都茫茫然，特別是在討論運動的低潮和分歧的。但我一點都聼不明白這些政治東西。我的茫茫然比其他人的層次更低。但我的人生從此不一樣了。
不久之後我投稿《中國學生周報》，寫我的母校、校監、校長。題目叫《流沙》，是故意和校刊的名稱《砥柱》對著幹的—你的砥柱是建築在流沙上的。過兩天早上回校，我和大家排著隊等訓話，忽然是校長出來，說今天我負責訓話，你們之中有人投稿一個雜志，說學校壞話，那是不應該的，爲什麽有話不能和我們說？我越聼越冒汗，手都變冷了，生怕他下一句就點名。好在沒有。後來回想，這是我人生第二課政治課。
Promise Li：當時反（英殖）政府的中國國族主義者，在保釣運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據我理解，當時的群體如《七十年代雙週刊》，以及其他非國族主義者群體，有嘗試過反對這種傾向？這些群體會面對甚麼難題？又有甚麼策略可以在運動中推廣一種非國族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元素？
莫：我個人認為，當時的國際學生反抗運動，以及全球被壓迫者的運動應該要聯結起來。保釣當然是一個保衛中國在釣魚臺主權的運動，而我並不太想參加一個國族主義的運動。但基於我的國際主義立場，以及我當時對世界政局的理解，如果那時將沖繩島和琉球諸島送回日本，那就是支持美國和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應該要抵抗。所以對我來說，保釣運動是全球團結對抗美國和其盟友的帝國主義運動的一部份。運動伊始，英殖政府壓制了我們的抗議，那運動也就開始帶點反英情緒。我們公民抗命，不斷的示威，而這是違反了當時的公安條例，那是在1967年以後成立用來控制親北京共產力量的法例。
親中國國族主義的派系嘗試利用保釣運動來加強對共產中國的認同，也想將保釣抗議和真正的反殖民分割開來。那時，年青人成長起來，正在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戰後在港出生的年輕人並不怎麼認同英國殖民者，也不怎麼支持中國共產政權。當時社會上有著對英國殖民政府的真正不滿，例如66年天星小輪抗議和六七暴動（雖然兩者都沒有真正的群眾支持）。在六十年代末回到香港以後，我協辦了一份給年青人看的雙週刊，以及相關的公社（collective），名為《七十年代雙週刊》，由現役大學生、大學畢業生和打工青年組成。我們背景殊異，但因反殖、反資本主義、以及支持社會主義草根式民主立場而走在一起。後來我們越來越趨向行動，所以我們開始組織、利用雙週刊這份雜誌來接觸和組織群眾，組織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那時是70年代，有很多的大型討論，但並沒有甚麼街頭抗議。直至1971年2月才因為保釣而有第一次街頭抗議。
最初關心主權的問題的是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當時大多是香港和台灣學生）。他們希望可以聯合全世界的華人，抗議美國與日本的合謀。我記得當時首先和美國學生接觸的香港人，是理工大學的老師和一個詩社。沒等多久，在七一年二月二十日，《七十年代雙週刊》的人們就組織了一場保釣抗議。但一個親北京團體收到風聲，想爭取領導地位，就在兩天之前快速組織起另一場抗議。保釣慢慢演化成一場橫跨政治光譜的運動，包括一部份親北京的人士，他們已成功主導了當時的大學學生會好一段時間。大多數《七十年代雙週刊》的成員（他們自稱「保釣聯合陣線」）均足夠清醒，不會相信毛派宣傳，意識到社會主義需要徹底的反殖、反資、和反官僚。社會主義有很多的招牌，某些牌子就像某些奶粉：有毒，不堪食用。
所以，保釣運動，一個集合了國族主義者、不同類型的社會主義者、自由民主派的運動，有一定的民粹成份和其吸引力。但在1972年末左右就衰敗了。當時，《七十年代雙週刊》也分裂成托派和自由社會主義派。前者相信需要成立先鋒黨，後者則反對任何的先鋒主義。作為一個自由社會主義者，受著其反國家、反國族主義、以及生態社會主義所影響，我嘗試組織一場運動，其立場為釣魚台的主權應該只屬於飛鳥、游魚和海龜。還是有一些人支持這樣的理解，但沒有明確而有組織運動據此發展。
羅：從一開始，民族主義的毛派和非民族主義的團體，兩者互相競爭去塑造保釣運動。非民族主義者嘗試一切方法，強調釣魚台事件應是反帝國主義的行動，需要扣連其他抗爭，包括本地抗爭以至國際主義關懷。他們主張把反對警察暴力對待示威者（最顯著是在1971年維園舉行的七七行動），扣連到更寬闊的反殖政治下的其他反警暴議題。
可是在當時的環境下，要為要為保釣運動和香港建立另一長遠議程，始終是非常困難，因為無論國民黨右翼還是親共派系都極力抬舉民族主義。香港長年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爭鬥之地，而兩者都延續各自版本的中華民族主義。雖然兩翼的既有組織均沒領導保釣抗議，許多人仍然擁抱民族主義。
左翼亦遇到困難，因為他們無法建立另一套有關香港未來的可行方案，不能據之而組織。吳仲賢，《70年代雙週刊》的主要領袖之一，長年困惑於一個問題︰殖民後時代的香港應該是甚麼樣子？由於無法提供合理的答案，不能有效組織群眾，反殖情緒很快就被毛派團體攫取。他們向行動者提供一套以文革末期共產黨的官方宣傳為本的左翼中華民族主義。各種「社會派」的傾向延續了《70年代雙週刊》的工作，然而大多還是無力找出足以抗衡民族主義霸權的新方向。左翼份子在保釣運動中，建立對國族主義的批判聲音，但他們的反殖和國際主義的基礎仍然薄弱。
到了90年代，一些內地人開始關注保釣議題，部份呼籲「民間保釣」。泛民團體嘗試和應這些訴求，認為重啟保釣行動可使中共尷尬。親共團體迅速加入，新保釣運動旋即成為泛民及親共團力之間的角力。此一傾向進一步遠離了香港左翼曾經倡議的國際主義路線。
70和90年代的保釣政治存在複雜的動機。然而，到了最近十年，釣魚台的主權問題已經純粹是國際與區域政治中的棋子。玩家只有國家；主權主張純粹只是鼓動沙文主義的工具。「保釣的另類議程」已成過去，愈來愈不可能實現。香港應該吸取保釣的歷史教訓，批判地認知保釣行動瓦解和轉化的脈絡。認真反思「批判性中華民族主義」（critical Chinese nationalism）的危險路線，更是急切需要。
區：我是在中學畢業之後向左轉，才逐漸瞭解到保釣裏面的中國國族主義路綫和左翼路綫的分野。有前輩給我看過1971-2年間的文匯報（還是大公？），他們最初是指責保釣別有用心的。後來見運動中的青年人衝勁，才直接介入運動，同時引導青年人去“認識祖國”，歌頌共產黨和毛主席。港共雖然在1968年慘敗，但在各階層還是有群衆基礎的。他們很快成爲大學學生會的主流。但他們無法吸引我。雖然我最初都帶點民族反抗情緒，但心底裏我一直更加注意社會問題和貧富懸殊。我每次上下課都要經過旺角碼頭，那裏好多水上人，每次都見到街頭有一位母親抱著嬰孩行乞。我至今記得她的悲苦無告的樣子。那時我就想問爲何一個社會會這樣對待人。我也參加過後來變成國粹派的大哥哥大姐姐（還是一開始就是國粹派？）搞的“訪貧問苦”，非常驚訝世界上竟然有人比我家還要貧困好多倍。然後，我在中五畢業就做暑期工，在一家搬屋公司幫手，專門為大老闆服務，走遍香港島南岸豪宅，見識了真有錢人的生活模樣。這更加堅定了我尋根問底的想法。
《中國學生周報》讓我承接了五四運動的民主與科學精神的棒子，洗掉我所接受的mis-eduacation（我還記得，我高中的中文老師，因愛吹牛不教書而被學生諢號“牛叔”的，上課愛攻擊五四運動，還把陳獨秀稱爲“陳毒獸”。這也是我第一次聽到陳的名字）。但我中學畢業後，《中國學生周報》已經無法滿足我尋找貧富懸殊的原因和解救方法了。在這個關鍵時刻，是《70雙周刊》引導我向左轉。我無法記得具體那篇文章影響了我，因爲好多我都是似懂不懂，但至少有兩件我還記憶尤新。一個是《雙周刊》上的一幅連環圖，畫一個人，胸前獎章每增一個，五官就缺少一個，直到全丟了五官爲止。我看了，有點當前棒喝的感覺，生怕自己也成爲這樣的人。第二件是讀到周刊上關於1971年孟加拉獨立戰爭運動的報道（當時叫東巴基斯坦，正被西巴基斯坦政府阻止獨立），警覺世界上受苦受難的人太多太多了。當然香港的事更直接影響我。我邊沿地參加了1973年《反貪污捉葛柏》的公衆集會，也留意1974年托派吳仲賢等人搞的《四反運動》。但我那時不大留意國粹派，也不知道他們已經放棄反殖，只知附和新華社去叫香港勞動群衆“靜待中央解放”，實際叫他們忍受一切壓迫，只管“認同（中共的）中國”就好。青年左翼和國粹派的這種鮮明分野，是我在1975年出來工作之後，才逐漸明白的，而且好快就做出了選擇。我沒有選擇自由派，因爲他們當時已經不大熱衷社會反抗運動了。熱衷於此者，主要還是人數逐漸衰落的小群左翼青年。
PL：（向羅永生發問）作為保釣運動、香港左翼及社會運動史的重要研究者，你如何理解現時你自身與保釣的關係？這如何影響到你的研究軌跡與政治思想？
羅：保釣運動形塑了我早年的政治身份認同。可是，近年我已遠離保釣這個我曾經認同的政治神話。一日未有對保釣複雜性的集體反思，保釣只會淪為「民族覺醒」之類的故事。沒有多少人努力分析保釣運動內外的理想主義和權力鬥爭的拉扯。沒有批判的反思和檢視，大肆宣揚保釣只會將保釣物化（reify）成神話，無可避免為投機份子所利用。但保釣仍對我意義重大，它依舊是我研究和反思香港經驗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參照點讓。將保釣放回脈絡之中，發掘那些被掩蓋的聲音，我們將會更加理解香港經驗以至我們的政治未來。
PL：保釣如何形塑和帶動及後數年的香港社會運動與本地抗爭？
莫：在經歷保釣運動後，我受自由社會主義的影響，我留了在一個小團體，出版了數份短命的雜誌，重印和翻譯了一些安那其經典，Alexander Berkman, Peter Kropotikin, Mikhail Bakunin, Murray Bookchin等人的新想法。我借用了情境主義者的想法：每個人應該做自己一個人就可以做的事；如果計劃需要多於一人，那就找拍檔一起完成。在保釣後，我的工作比較集中於文化面向，我的朋友一起做街頭基進劇場，實驗不同的政治表達方式。看到很多聰明的學生和人們被矇騙支持沒有出路的理念與主義，我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更自由的教育方式會令大家更好，例如探究式學習，而不是殖民建制的洗腦教育。在保釣以及之後的運動中，我經歷了很多的爭吵，遇到很多偏狹的人。所以我理解到社會的整全改變，必須在政治與經濟改變外，揉合文化與心理上的改變。後來我繼續做「人民劇場」和社區音樂，均會邀請參與者自行創作他們的藝術作品。
PL：你認為保釣運動有甚麼成功的地方？失敗的部份又是甚麼？對當下的香港有甚麼啟發？
羅︰保釣運動匯聚了各種類型的矛盾。其動員過程對香港本土具深刻意義︰首先，為數不少的參與者來自戰後香港的年青一代；其次，傳統右翼和左翼組織不如過去其他運動一樣，沒有主導保釣運動。保釣代表了本地政治的冒起，不為國共兩黨角力所決定。保釣也是一系列的非暴力抗爭，標誌了六七暴動後產生的公民政治。整體而言，它遠離了國共角力之間的暴力與派系式的抗議。
可是，保釣雖然嘗試加深一代人於本地草根組織的參與，最終卻是失敗的。回歸後，我們目睹多位保釣領袖以運動經驗作為政治資本，加入建制。保釣成為他們愛國主義的證明。當然，許多保釣行動者拒絕參與精英的權力遊戲。他們雖然深受挫折，但仍有人努力將當時的理想主義投放到其他的政治和文化工作上。他們的故事值得聆聽，值得被批判檢視和反思。他們的經驗是香港政治文化中多元系譜的重要一環。
莫：保釣的成功在於它激發了一場本土群眾運動，該運動又同時關注中國以及世界各地的不同國際議題。回望整場保釣運動，其中真是有不少不怎麼解放的元素，例如那些推舉國族主義與不同先鋒主義的部份。這民粹式的做法最後不能帶給我們清晰的政治方向。
保釣更大的教訓在於令我們從新思考一條基本的問題：甚麼的政治行動才有意義。群眾運動（的某部份）可以有著反動的元素。我們如何在組織上超越它們，抗衡它們，強調人類需要共處和團結？與此同時，我們又是否理解，對法西斯以及威權主義政權及其代理人的認同，是精神上的奴役？
區：保釣的載體，主要是我所稱為的《五零世代》，即1950年代土生土長的青年人。他們成爲後來香港社會運動的前驅。原因暫且不提，總之這個世代的青年人忽然變得和之前所有世代都很不同。香港社會運動當然不是從那時才開始。但獨立於國共兩黨的香港社會運動，的確從1970年代才開始。嚴格來説，也可以從1966年的天星小輪事件算起，但當時的青年運動被1967年的港共暴動打斷了，要過幾年才恢復發展。這個青年運動的意義在於，它代表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從1920年以來，香港的任何大型政治運動，不是由國民黨就是由共產黨領導，或者兩者兼有。那時候，對於受到英國殖民壓迫的香港民衆來説，兩黨中的任何一個，都多少代表著一種反抗運動。但1949年之後，情況開始改變；到了1970年代，兩黨之專制基本一樣，這點很多青年人都看得出了，所以兩黨早已逐漸與土生香港青年一代出現嚴重代溝，雖然國民黨更加嚴重。保釣開始時，青年人和2019年的青年一樣，絕大部分參與者都是素人。即使當中有人接近毛派，但游戲人開始時還是覺得要走自己的路。保釣中期之後，運動已經分化，再過幾年，政治化的青年明確分成了三派：毛派、自由派和左翼。毛派青年許多後來成爲藍絲陣營的原祖之一。自由派則催生了後來的汎民。左翼則有汎左、無政府主義、托派等等，後來影響力也最小（但在1971-2年間，《70雙周刊》在催生青年街頭行動上最有影響力，可惜好快被掩蓋了）。
保釣運動的意義在於，第一次有香港反抗運動是在共產黨之外發展起來的。雖然港共很快調正策略，介入運動且在幾年之間掌握了大學學生會的領導權，但他們的勝利隨著四人幫倒臺而很快結束了。之後若還有青年人追隨共產黨，不是爲了利益就是因爲國族主義、威權主義的認同。所以從1980年代以來，中共已經注定難以和後繼的新世代連結起來。所以，它在1970年代初可以成功地滲透和短暫操縱過學聯，但2015就要摧毀它了（多得陳雲幫助“退聯”），因爲已經沒有多少青年人願意擁護它了。
但1980年代以來的青年人，亦很難會再轉左了。往後的政治化青年人，其主流都成爲泛民，直至2010年代。從這個歷史回顧，不難看出保釣運動的歷史意義，就是它成爲往後香港本地化政治運動的催生者。這既是它的成功，也是它的失敗。成功，是因爲五零世代成爲香港本地民主運動的先驅，多少促進了香港的政治解凍。失敗，是因爲從這個世代生出來的自由派非常軟弱，往往連自由主義的基本政治原則都從來沒有守住。不過左翼更弱。但總的來説，這五十年的政治自由化，第一次在中國一個大城市播下了相對地深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無論其有多大弱點，相比於中國民主運動多次中斷，彼此之間毫無承接可言的悲慘狀況而言，香港的五十年解凍和自由化，畢竟是整個中國民主運動的、難得的一點成績。現在中共要徹底毀滅這個香港遺產，也是因爲其繼續存在對它威脅太大。但我們不可忘記，持續五十年的香港自由化運動，又是源自保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