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選的異議之聲之今日台灣明日香港 | 核仔

兩個星期前的台灣大選期間,我和朋友到了台灣考察,一行人探訪了不少進步團體、工會、大學師生。出乎意料,我們在民進黨一馬平川,台港連線抗中之外,聽到一些微弱的異議之聲:民進黨對於整體社運力量的收編,進步組織和普通人對於「亡國感」被動員程度的落差。香港的民主運動如何避免這些問題,值得深思。

在去台灣之前,蔡英文那條瘋傳的宣傳片(《大聲說話》),我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當中所動員的情緒、恐懼、對所謂日常的嚮往,過了某個火位,令我覺得它指向的是一種卑微,一種普通人在宏觀政治下只得順應的卑微。不是說中國的威脅是假的,而是一句「國家都要亡了,現在不是XYZ提出異議的時候」可以抹平一切質疑的聲音,就像大選前兩天國道收費員到蔡英文的競選辦公室抗議,他們所用的招數和香港的抗爭類似,也貼連儂牆,然而一樣被警察/popo/朝廷鷹犬粗暴驅散,還有民進黨在勞基法修惡、礦業法等大量跳票。這些事情又有多少人關心?

這種政治操作長此下去,不禁令人擔心,民主很可能變成一樣非enabling的東西,反民主。不過大概不少反修例運動的支持者都樂意讓民進黨吃「人血饅頭」,甚至現身出席蔡英文的造勢大會,即香港、台灣已經連成對抗中共中國的第一線,自然覺得唇亡齒寒。開票當晚,廣東話口號此起彼落,令我無法不想起,我們走訪的幾個團體,特別是左翼進步團體和勞工組織,卻有人不受民進黨的芒果乾催票,在政黨票不投民進黨轉投小黨,甚至投廢票、不去投票,這些人還要是曾經是不同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和年輕的學生組織者。

我們在高雄的愛思左聽吳永毅(台灣工運的長年組織者)分享台灣的工運歷史時,他提到一個觀察:解嚴後,反對黨的力量越來越強的同時,社會運動的力量逐漸走下坡。按他的講法,因為在戒嚴時期的黨外運動催生了最大的反對黨民進黨,然而當這個「社運政黨」開始執政之後,就將社運力量收編,不少從前是某某運動的「頭人」(即領袖)會被委任為官員,或者成為黨員,競逐立法委員,導致整個社運圈的影響力下降。更甚者在這次選舉,礙於「亡國感」的操作,不少社運團體也自我弱噤聲,一旦有人批評民進黨,就很容易被「英粉」出征。

類似的觀察,我們在其他團體的分享中也有所聞。一方面,各運動之間都有打倒威權政體的共同目標,加上長年參與成本極高的黨外運動,走入體制參選,甚至執政對於運動的資源動員似乎是一個很吸引的選項;然而被忽略的是運動路線的分歧,以及因為走入體制而帶來的向其他階級的妥協。例如之前提過的國道收費員資遣抗爭運動,明明是因為國家政策改變導致這些勞工失業,蔡英文上台後雖然與這些勞工達成白紙黑字的協議,但竟然可以翻臉不認人,還說說解決國道收費員案是政黨輪替的意義,可見體制外的鬥爭對於保障勞工等弱勢群體的權益有其必要。相對而言,香港固然有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團體之間的關係則時而團結時而分裂,當下的反送中運動雖然團結了反對力量,不同路線之間的爭辯仍然有其必要。對於進步組織而言,關鍵是有沒有站穩階級立場,講清楚串連的前提,也要對執政等走入制度保持警惕。

我想說的是,台灣的民主經驗證明,民主不應止於投票,當它沒有植根生活,就很容易被民主制度本身利用。正如我們在民進黨的競選總部見到不少人真誠地附和各種口號,自覺守護國家而落淚,但當他們要向一個八百萬票,國會過半的政權爭取甚麼,又是何其困難。

今日台灣,明日香港。既然香港人終於認識根本改革不可能在制度內達致,那麼我們的目標就不止狹義的政治奪權,更要站穩制度外的位置,不斷挑戰方方面面的不民主。

——核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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