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既有的social bonding都是利器 | Cham

這數天中大衝突持續不斷。二號橋的人數最高峰時過千。沒有正式統計,但目測有不少均是校友。

其實我對於守衛二號橋多少有點保留。阻止吐露港一段行車確是戰略上有意思,但如果沒配合可能會引起強烈反彈(so far未有大規模的,但往後如何很難判斷,一般大型罷工的民眾支持率都是每天下滑);我也不知道我有多同意向來往車輛投石或是氣油彈。此外還有很多細碎的荒謬,例如大家守衛的中大是一個絕大部份同學直到畢業也不會去過的地方(我這麼多年也只是曾經因迷路到過那裡)。「守衛」、「淪陷」也是我覺得過份渲染的修辭,去到最後也總有一絲我不喜歡的大學exceptionalism。

但這些並沒有阻礙我關注、緊張、回去,那怕到最後無力感很重,我也沒有甚麼後悔的感覺。只因這是中大。細思之下,這其實挺詭異。

我又想起早前盛極一時的回中學母校風潮。我認識的很多朋友都真的努力嘗試回去幹點甚麼。其中有些人甚至不特別在乎自己母校,但偏偏卻又回去了。我有一位朋友,一星期回去兩三次,早上差不多七點就回到去,下課下午又再去,那怕效果完全不彰,他也是甘之如飴。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工運,無論是德國抑或美國,組織工作是不會將職場與社區或生活劃分。德國社民黨的組織場域,由酒巴去到遠足到合唱團;美國工運的manual,會仔細列下所有有可能的人際網絡——教會、同鄉同族、教師、小商戶——然後指出工會成員要如何在這些網絡之中露面、爭取地位、和說服別人。

當時的大學生很少,甚或高中學教育也不多。不然的話,我相信工會指南裡必定有著「母校組織」環節。

因為他們知道,所有既有的social bonding都是利器。有錢人有他們的country club, 校友會和甚麼。我們也有,只是人數眾多且極度鬆散。但這些看似最不政治最不鬥爭的地方,卻是開展組織的最佳踏腳石,以之動員就更是像開easy mode一樣。而在政治組織/向某些群眾說話,往往只能preaching to the choir。

在最不熟識最不政治的地方談政治,好好討論慢慢說服而不是三句不離口就站在道德高地作moral shaming,大概是我們現在擴大群眾基礎的好方法。

——Cham

#夜貓 #連結 #組織 #二號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