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問題(2019/6/19)

難,但絕非沒有。

受台灣太陽花運動那句「自己國家自己救」的影響,香港近年的鬥爭也出現了類似的行號,例如「自己屋企自己救」。我當然明白,這句口號是一個動員的手段,靠對自己家園的情感和認同感來鼓動人支持、參加鬥爭。

不過,近年香港的鬥爭也愈來愈強調接受跨境的聲援。不少人甚至視外援,尤其是西方強權的介入,為救港的不二法門。但這不是與所謂的「自己屋企自己救」的意思有點衝突嗎?為甚麼外國人有必要、有義務去救你香港呢?

五年前佔領運動時,已有不少跨境聲援。為此付出代價最多的,就是中國大陸的聲援者。王默、謝文飛和陳啟棠都被判監四年半。張聖雨和蘇昌蘭則分別被判四年和三年。五年後今次,我想不少人在看到有居於海外的香港人、華僑和世界各地不同族裔人士參加各地的聲援活動時,都會感受到鼓舞。還記得六月九日遊行時有人在民陣台上發言強調「世界都在看」,更顯示了跨境力量的可貴。

可惜的是,當香港的抗爭者愈來愈重視接受跨境聲援時,自己又是否為聲援別人做得足夠呢?當連悼念六四都要惹來爭議,甚至要刻意為它賦予所謂的「本土」意義時,有時我也會想:你這些狹隘的香港人值得別人來關注聲援嗎?

我自己也是好食懶做之徒,絕非世界所有不公義之事都關心聲援。但起碼我見到香港過去還是有不少有心人(除了支聯會聲援大陸民運外,其他的多數是左翼力量),還是會為了香港以外發生的壓迫和不公義略盡綿力。希望今次香港的鬥爭得多海外聲援時,也會令更多香港市民認同跨境連結的重要性,甚至是國際主義的精神。

當然認同跨境連結不等於我們要甘心做西方強權的棋子和籌碼。六一六遊行翌日後見到網上有人上載了在示威時順道聲援阿桑奇的標語,這比起我之前那天在街上見到的所有場面還要令我欣慰感動。

阿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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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talk about strategy。

我錯了。我還以為香港的自由主義隨著六四的遠去,普選運動的影響力會繼續消沉。這次反逃犯條例證明它還是有著相當的底蘊。雖則從左翼的角度出發,我更願意見到香港的民主運動脫離形式的自由和權利,向以經濟不平等武裝起來的左翼民主方向進發,但也必須承認純粹的政治自由依然有深刻的號召力。

然則,有民意,有號召力不等於能夠改變社會——任何左翼也應該明白,哪怕是代議民主制的國家也不會太尊重純粹而沒有阻嚇力的民意,遑論是香港政府。如何將民意和號召力化成真正具威懾性的力量,自然是左翼的重要agenda。

在這次的運動中,我們可以明顯見到不同的抗爭方式參與度的大不同。遊行可以有很多很多人,但夜晚留下的就少很多很多,而提出過的三罷則更是零星。這和雨傘運動時如出一轍。其實這就是和參與成本成反比的結果,但就實際力量而言,遊行只是一種展示,持續佔路、三罷卻是實際的社會阻擾。

反逃犯條例運動是經典的動員式運動(mobiliziation),主要依靠一時一刻的激憤和媒體號召,而不是組織(organizing),其特徵就在於大起大落,以及無法進行持續、高要求的抗爭。這一點在英國美國的左翼已開始有系統性的討論(詳見Jane McAlevey的著作No shortcuts, 和其一系列的文章,和Eric Blanc Red State Revolts),尤其是美國昨年教育罷工潮之後,就更明白如果要真正推動重要要的改革,要統治階級作真正的讓步,就必須作持續而且高要求的抗爭,要廣大社會——而不只是「進步力量」——的真正認同,這一點必須依靠以月起計的仔細組織,這也是罷工得以出現的原因。而一向慣於動員式的抗爭的美國公民社會,也開始意識到動員式運動雖然聲勢浩大,鼓舞人心,人數足夠多的情況下政府也會作些許讓步,但欲號召堅定的抗爭力量卻是不足(大家回想雨傘運動的軌跡)。左翼的其中一個訊息,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因為反逃犯條例抗爭的成功,就覺得這種動員模式就足夠,除非大家不想爭取比「無限期暫緩逃犯條例」和林鄭道歉更實質的東西。


C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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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議題來說,我想大家都意識到,最適合去討論的就是警權了。很難得,對警察的憤怒達到了如此普及的地步(上次遊行最開心就是行過警署那一段路,呵呵)。這可以有兩個層次去探討的︰在香港脈絡下,我們近來具體可以提出甚麼訴求打擊警察?例如追究的法律程序,相關的外國案例是怎樣?若要求制度性的改變,令民眾可以監察到警方濫權,又應該如何?要縮減編制或者減預算,具體主張甚麼數字呢?這是具體訴求的面向。

而更深入地討論左翼對警察的觀點,我們還要問︰到底警察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的角色是甚麼?它的組織和意識形態如何運作?乃至,假如我們想要一個「沒有警察」的社會,又將會是甚麼模樣的?這些觀點很少有能向大眾傳播的機會,我們應該把握當下。

從運動手法來看,我最感興趣的是大眾提出的各項不合作運動方案。交通上,除了在路面慢駛、扮死火、扮撞車之外,更有很厲害的「迫爆港鐵」計劃。金融上,則有擠提、兌換外幣等手段。這些方案似乎有不少好處︰非暴力、個人成本很低,不要求高組織力,但發揮的作用卻可以很巨大。假如以上都有機會一一落實(事實上,在下一階段的升級,似乎有相當的必要),能夠大大擴闊香港社會的抗爭可能性,群眾對各種運動手法的接受力也會提高。

儘管我仍然認為,這場自由主義運動,我們很難藉此帶出左翼獨到的世界觀(階級意識、批判資本主義等),但在上述提及的面向,還是有一定潛力。群眾的士氣和政治意識提高,也創造了更多組織的可能。這將是我們未來要努力的方向吧。

T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