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週問題(2019/5/8)

我未畢業時參加過些校園小抗爭(參與人數少),搞搞實習無薪問題、大學商品化等等。在大學搞這些,覺總有向無物之陣投槍之感。

例如實習無薪,唔少同學都好有火,影印送信齋坐,仲要,冇錢收。但有火還有火,實習期比盡幾個月,佔學期一成都唔知有冇,忍一忍就過。所謂抗爭,數數手指都係來來去去果小貓幾隻落水做,叫做和大學開過一兩次會。然後,幾個月後,人事幾翻新,同學畢業,實習機構變,負責老師又換埋人。所有野好似重新黎過,而問題繼續每日發生。

為何要做呢?若果把時間花在讀書上(或其他事),或者會比較實在吧。我想這個問題人人都有諗過,我也有或長或短的答案。比較切題的答案,那恐怕是左翼的歷史和宏觀社會視野,讓我較能定位自己,我做的事,其實不是我個人的、短暫的事業。

我們和某部份大學生一樣,可謂不愁衣食。之所以入到大學,與其說出自自己努力,不如是我好彩有努力的條件:近乎有求必應的父母、能夠自閉溫書的房間、由小培養出對文字和知識的耐性。而我擁有的條件,是建立在社會制度容許資源世襲,容許貧富懸殊,容許香港頭10%最錢人入大學率比窮人高3.7倍的制度之上。

如果我們會理解某些人會因為際遇和制度,而對政治不熱衷或持有保守的觀點,那麼反過來,我是否有責任去培養對權力和制度的敏感度呢?更何況,經濟和職場的壓迫悄悄滲透大學生的生活(追gpa、靚cv、生活費),並且在畢業禮後等待大家跳入火圈。

每每我諗到為何我不做乜乜呢,我就會想到為何我會身處這裡,以及有多少人沒有機會。若非這些認知和隨之而來的責任,我大概是另一個人了。

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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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身體與性格問題,我都只能選取一少部份集會參與。港人內地所生之女居留權是我真正在意的cause。家庭團聚是極其基本的人權,而人口自由流動更是左翼的基本原則。當年的事態發展,無論是香港政府謊稱人口壓力到人大釋法,實在是打茅波到一個極點。所以,這個人數少少又廣不為人所知的626居留權晚會,我近十年都盡可能參與。

但這是令我極其傷感的集會,因為這裡簡直看不到勝利的可能。我認為這是集體抗爭中最少被人提及的價值。不錯,發聲、堅持、彰顯團結、施壓等等都是重要的自足及策略意義,但貧苦大眾最需要的是勝利。而這是一個看不到勝利可能的集會。參與的人數不多,行動力也不足,社會力量可謂近乎無。對於居留權議題,輿論要麼漠視,要麼就是敵視。我近來來在看一本關於18年美國教育工作者罷工的小書,當中有列舉各個抗爭勝利的因素。政治氣氛、社群支援、組織行動力……如果要為居留權集會列一個表,我簡直可以看到在這每個空格裡都可以劃上一個交叉。

令我真正覺得心情惡劣的,是我覺得我所在意的,在為此抗爭的,與整個社會割離。為甚麼大眾要關注居留權的問題﹖香港人已經過得很相當困苦,有這麼多問題影響著這麼多人,怎麼可能排得到居留權﹖畢竟直至現在大部份港人家庭都不需要面對這問題。只要大眾沒有高度的道德情操,實在找不到理由在意(而一位神父在這場運裡扮演重要角色,實在不是偶然)。這並不像是個集體抗爭,更似是一個葬禮。

剩下的,彷彿只有堅持。這是可敬可泣的,但這沒有改變甚麼。

但在數年前的626集會裡,我意外地找到新的力量。我已記不起是甚麼團體或個人在發言。在那時,或許只是我太累,又或許是一時感傷,我忍不住舉頭四望。那是遮打花園的天空,各種的繁華與當時的氣氛大異逕庭。我清淅的感受到,這裡的壓迫,就在這一片繁華籠罩之下。而這片繁華由很多的血汗灌溉而成。香港不是甚麼科技城市,港式資本主義得以昌旺,有賴於很多條件——地產商的剝削、勞動條件與福利的不堪、政治壓迫——還有對於人口流動的操控。資本是可以隨意跨境的,富人是可以隨意投資移民的。但貧苦大眾的移動就只能服從於資本的需要。香港統治階層其實歡迎國內新移民——最低賤的工種裡我們便常看到他們的身影。但重點是不能太多,必須受控,要不然就被迫給予更多的福利了。至於家庭團聚﹖就如住屋、以及其他必要的福利一樣,事乎情況而定吧。

這其實是很基本的左翼分析,但就是這將一切連結起來。誠然,在集會裡我依然感到窒息,但我感受到團結的可能,也就看到一點點勝利的曙光。一個人道主義者可以有無比的勇氣,但左翼可以給你帶來共同,還有希望。

C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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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問題是甚麼人設計的?想要我開罪人嗎?

不過,還是勉為其難答一下吧。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出現在當年反高鐵包圍立法會的行動中。反高鐵運動令到青年政治化成為當時的熱門話題。保守勢力就斥參加反高鐵運動的人是沒有工作、沒有上學的青年,所以才有閒瑕投入抗爭。為了回應這一指責,有一次台上的人說「我地個個都有書讀有工返」,以回應保守勢力的抹黑和指控。

但我聽到這句說話時,就即時覺得非常不舒服。我明白,在場的人可能真的絕大部分都有「正當」工作,又或者是學生,甚至高學歷者是佔多數。或者,「我地個個都有書讀有工返」無疑是對保守勢力指控一個有力的回應。不過,這句說話真的很有問題。為何只有有工作或者在學學生才可有參與鬥爭的正當性?為何那些被視為「異類」的邊緣社群如失業學業人士、料理家務者、退休人士就不可以成為鬥爭的主體?背後的理念未免太過精英主義了,實際上也是對無權勢和地位低微者的壓迫。我不知道,如果一個失業人士當時在場,會有甚麼感受?這人會否像大部分在場群眾一樣,為這句說話歡呼?

我不是在說社會主義,說要反資本主義。那一刻的不滿情緒,主要因為覺得大家對「平等」這個價值如斯不敏感。其實我覺得那是很低的要求。自命進步的社會運動,怎可能和保守勢力一樣共有一種不平等的前設?或者講的人和歡呼的人真的無冒犯之意,他們可能也對平等執著,只不過覺得策略上提出和肯定這種說法無妨。但一種極度保守的價值觀其實就是藉這種策略性說法鞏固了。如果你覺得現在的我說話太小心、選擇詞彙時總是過分謹慎,其實或多或少與這次經驗相關。因為我盡量不想我自己的說話會複製了一些我不認同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