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營醫療近月成為香港社會其中一個熱門議題時,自願醫保推行但在社會反應不大,本身這現象已很得人驚。是否問題難以聯繫到所謂的「中港矛盾」,就無法受公眾關注呢?
但缺乏公眾關注不代表不重要,更不代表它沒有討論的意義。根據政府的原有構想,自願醫保會有「高風險池」和「必定承保」,令到所有有經濟能力買自願醫保的人都一定可以受到這個計劃的保障。但談了這麼多年,高風險池和必定承保最後都無影無蹤。顯然,保險界的議價能力太大,令到政府無法不放棄。
如果我們再追溯至遠一點,會記起一九九九年的一份哈佛報告書。當時哈佛學者對香港醫療制度的其中一項主要建議,是要搞一個有財富再分配成分、接近社會保險制度的醫療融資改革,並名命為「聯合保健」。但如此中間偏左的建議又怎會受到政府歡迎?早在周永新的全民退保建議被政府否決前多年,這個顧問報告所提出的「聯合保健」已被政府否定。但要注意的是,如果之前政府「跣」周永新曾令政府被民間輿論攻擊,當年政府不要「聯合保健」卻似乎是有民意支持的。
歸根究底,這與二十年前香港的社會氣氛有關。個人主義、小政府幾乎是不能被挑戰的原則。於是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衰退,最後成為了政府緊縮開支、推動各種私營化、私有化項目的藉口。當年醫學界反對聯合保健、主張政府減少醫學院學額的代價,都是今天我們大部分市民要承擔的。在這新自由主義大潮中,政府的思維就是要壯大私營市場,減少大家對公營醫療的需要。各類在醫療政策中的公私營協作計劃、醫療券、或者暫時不再提的醫療產業化,都是在鼓勵我們到私人醫療市場,將醫療當做一盤生意。自願醫保是這一思路的升級版本,即是順理成章地鼓勵更多人棄公投私,長遠來說減少要為公共醫療開支上升而加稅的壓力。
既然一切是這麼「順理成章」,我沒有半點意外。只是經過領匯案令更多人知道私營化的禍害後,自願醫保還是沒有引來太大質疑聲音,才令我覺得得人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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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刻我感到有點茫然無力。
自願醫保的宣傳真是鋪天蓋地,馬路上的巨型廣告版、電視、網路上的針對性宣傳。適逄我得了流感,急需搜尋相關資訊,迷迷糊糊中點了數個網站,有好幾個也是叫我打疫苗,然後就說醫保比較穩妥,真是看得我怒急攻心。
我未有機會好好研究這個自願醫保到底有多龐大,會有多成功。但單從宣傳的幅度來看確是嚇人。我想,這也是向比窮人好一點的那些人——我想個人月入二萬餘以上那些人——開刀吧。真正窮的人也沒有太多肉被斬了。但自願醫保不可能沒有各種資助——或退稅或甚麼的吧,這些錢卻是可以用在窮人身上。
我其實不怎麼害怕香港會變成美國式的地獄醫保系統。那裡一個中產病了真的是可以破產,保險公司總會千方百計逃避保險金,沒有保險的人得了重病就真的淒慘。但這不單源於美國長久對政府的不信任,也與保險業本身有強大的實力有關。香港暫時沒有這樣的主觀客觀條件。
但我卻很是害怕,香港以另一種方式達到這樣的境地:那就是我們對於公共醫療沒有任何要求。為甚麼要「自願」醫保?為甚麼不是要求政府全面改善公共醫療?他媽的賣地賣那麼多錢,居然要我自己付錢打流感疫苗?但我們最多有的只是想爭取,而不是覺得理所當然地義憤。我們一早就視公立醫院差,私家就是好為理所當然。現在,政府給了我們一個更簡單的選擇。你想有好的醫療?私家又只是富人中產的玩意的吧!我給了你一個醫療階梯。以自己的方式找到方法,而不是集體地為集體找方法,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文化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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