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不少人用「民粹主義」來形容當代世界各地的政治環境。到底，甚麼是民粹主義？它為甚麼會興起？左翼有甚麼對策？2018年6月，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職工盟和國際社會學協會（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社會階級與社會運動研究委員會（簡稱RC47）於2018年6月底一連兩日舉行「全球民粹主義下的工人與社會運動研討會」。各地的與會學者介紹了不同地方的民粹主義和社會運動近況。夜貓除了刊登這次會議的總結外，亦訪問了促成這次會議舉行的社會學學者陳敬慈。
記錄：范長豐
編輯：夜貓編輯部
民粹一方面仍是具爭議的學理概念，但另一方面已成為席捲各國的政治力量和挑戰自由社會的操作手段。 香港城大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職工盟和國際社會學協會社會階級與社會運動研究委員會（簡稱RC47）於2018年6月底一連兩日舉行「全球民粹主義下的工人與社會運動研討會」，循各地經驗案例探究民粹主義對社會運動的影響、社會運動在民粹挑戰之下的形態和經驗、與及社會運動學習改良並建立進步聯盟的策略。
90年代共產國家的政治轉型不但令「階級」、「革命」等社會主義語言在學術和公共論述中銷聲匿跡，更為民粹主義的興起埋下伏筆。在第一節聚焦歐洲和非洲的專題論壇中，四位講者分析社會運動實例中的行動者角色和抗爭空間，並檢討策略以歸納新方法框架。
總論：宜擴闊視野 忌自大輕敵
RC47主席、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社會學系教授G. Pleyers先藉提問「社會運動仍在生產社會嗎？」，肯定社會運動的意義：它一直生產著超越示威和抗爭的模式，例如在反對消費主義時進行公民教育，提倡以重視社會關係質素代替沉溺於物質數量；它締造的成果也不僅關乎制度，其更深遠的文化影響，如性別觀點、生態正義、空間體驗、解放殖民等，都在引領時代對「美好生活」的標準。社會運動即使沒有奪權也能改變世界，故此評價社會運動時應跳出傳統知識範疇的偏頗框架，在效益主義式的指標如其所處的政治機會結構、動用資源的策略和對政策的影響以外，一併考慮其產生的世界觀和長遠對日後運動的貢獻。
Pleyers接著點出近年社會運動的新趨勢，務求知己知彼。首先，他觀察東歐和巴西的多個示威中反動和進步派行動者合流，兩派運動界線越見模糊，但兩者信念本有鴻溝：在俄羅斯和土耳其等例子中，反動派藉著示威動員鼓吹仇外，爭取對民族威權政權的支持；甚或由上而下發動，維護全球資本主義。另外，這些保守運動使用多種精密工具，如結連國際網絡籌措資源、拉攏說客集團以左右各國政局、組織和滲透社會精英和年青社運分子、大力投資和發展教育及傳播系統，全方位生產認可和服從統治階級甚至獨裁者的世界觀，建立意識形態霸權；反動運動甚至將保守價滲入進步派的形式當中，如派發食物時排斥移民，製造國族主義對立。此外，Pleyers再提出其他妨礙社會變革的力量，包括社會複製（social reproduction）導致的政治冷漠、停滯的制度和習俗、以至進步分子被既有現況收編等。以上種種或未如國家暴力鎮壓般赤裸，但皆為進步派社會運動過往低估的挑戰。
學者波蘭尼提出的「雙向運動」固然有其道理，而循辯證觀點看，兩者不但反復循環，其對立且會帶來超越。Pleyers認為，運動一方應調整對以上威脅的預期，更新裝備，延續社會轉型。
匈牙利：執政黨操作民粹對民主的打擊
以上論及民粹掛帥的政治舉措，在匈牙利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當地中歐大學博士候選人李敏剛在敘述該國總理奧班及其政黨Fidesz的掌權背景和執政爭議之餘，也描述當地的民粹主義為一套反自由、文化保守、排外等的思想，並先建立「人民」乃道德完美而寂寂無名的想像，再將社會問題歸咎到精英、外國人、低下階層等「他者」，繼而將國家政權扣連成為人民的化身和守護者，將異議人士一概打壓為人民的敵人。
匈牙利剛民主化時，選民大多是經濟上左傾而文化上保守的人。但由於轉型時期氣氛普遍恐共，致沒有左翼勢力敢於強調社會保障等政策以保存這批傾向社會民主主張的選民。即使社會黨曾組聯合政府上台，也諷刺地推行背道而馳的緊縮政策，以便爭取加入歐元區、挽救房地產泡沫和政府庫房。大批選民於是轉投右傾政黨如Fidesz。Fidsez領袖奧班享在穩定自己的執政基礎後，政府奉行的經濟政策明確將財富轉移到本地中產階級，使國家看似從金融海嘯復甦。匈牙利的地緣政治背景將中間偏左政治力量不作為的惡果放到最大；至今即使年輕左翼政黨正以本地生活議題重新爭取支持，但對政局仍完全未成氣候。
奧班2010年出任首相起，推行一系列政策打擊同性戀、少數族裔和難民等「他者」、限制法院制衡權力、更從技術層面修改對高等學院的註冊要求，配合親政府輿論機器的抹黑，阻撓中歐大學在匈國辦學及倡導人權和公民社會。奧班自豪地稱其思想為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也不視法律的權威來自於對個人權力和自由的尊重。他雖稱還要學習俄羅斯、中國等大國的政治論述結構，但觀乎以上奧班的手段，匈牙利已在向全世界示範民粹政治能推演最壞的情況。
南非：工會在各聯盟之間的切換和演進
受保守勢力反撲時，進步社會運動分子最少也要捍衛立場自主。約翰尼斯堡金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D. Pillay介紹南非全國金屬工會（NUMSA）提出具生態社會主義的可再生能源決議，同時脫離漸趨腐化的南非工會大會（COSATU）。
南非國內有多個不同定位的工會聯盟，分別傾向服務市場、國家或社會；其中以COSATU因著社運工會主義旗幟和八十年代種族鬥爭的浪潮而最為矚目。但近三十年來，COSATU與執政黨非洲國民大會（ANC）和南非共產黨（SACP）結盟。在這情況下，一旦政治失效，工會的獨立性和認受性便受會員質疑。果然在2012-2016年間，因著ANC執政而惡化的貧窮和社會不均、COSATU漸變為商業工會。再加上參加馬里卡納罷工的礦工被警方槍殺引起工人對COSATU領袖的不信任（編按：2012年，南非Marikana地區礦工罷工，後來演化成暴力衝突。事件釀成47人死亡，其死者絕大多數是工人。屬會NUMSA決議不再服膺COSATU與政黨的結盟，繼而被COSATU驅逐；另一採礦工會亦決定退出COSATU。
早在NUMSA脫離COSATU前，已關注氣候變化對勞工和社會的破壞，更批評執政聯盟的能源政策偏袒企業利益，提出可再生能源政策方針，包括設施由社會擁有及民主管理、將設施分散各區建造以利就業、推廣有關企業內的就業階梯性別平等、甚至以工人退休金資助集體擁有的可再生能源企業。其後，NUMSA籌組新工會聯盟，儘管聯盟會章未有包括生態和性別觀點，但最少NUMSA自己的大會宣言仍然批評能源企業壟斷、以燃煤和核能發電。在工會系統紛亂的南非中，NUMSA正尋找回到社會運動的路和綠色就業的正義轉型。
英國：由下而上並出奇制勝的罷工
以罷工方式癱瘓新自由主義性質的工作，要算是對右翼力量攻奸社會利益最直接的回應。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發展研究系高級講師T. Pringle分享其所屬的大學及學院工會因反對大學代表組織UUK削減員工退休金，在2018年春季發動全國多間院校共14天的罷工經歷。
英國高等教育界最新一輪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針對院校職員視為延後薪酬的固定福利金制度。新方案帶入金融市場的波動風險，令院校職員退休後平均每人每年少收一萬英鎊。院校職員本身早已因零散化和被商業模式管理已充滿怨氣。再上工會不滿英國大學聯盟（Universities UK；UUK）的諮詢過程，其過往推銷政策的理據亦具誤導性，故欲抗爭反擊。儘管法例規定議決罷工前須有冷靜期，但工會的持續遊說和細膩組織仍使超過60間院校過半數員工贊成罷工。
為了在滾動而斷續的罷工期間保持士氣和實力，工會除了廣泛結盟，更要使罷工現場的糾察線有效而有趣。工會最重要的盟友是本來自視為消費者的學生，透過轉化他們失去上課的氣餒成為出於正義感對院校傷害教師福利的不滿，甚至令師生在平常不會相遇的空間，例如糾察線所處的廣場上，產生微妙的交流和團結。罷工集結現場更舉行燒烤和學生音樂會，賦予抗爭多元文化。
這場抗爭除了促使UUK抽起方案並成立專家聯合小組重整方案，更活化工會內部民主。罷工一度因工會領導層自行妥協而叫停。此舉卻觸發工會會員到總部外遊行並推翻決定，恢復原來計劃。總的來說，這次工會運動和應Pleyers的許多觀察，包括對青年和內部傳播的重視、對右翼傳媒和領袖腐化的警惕、與及為社會產生新的意義和文化。
小結：社會運動迎難而上的樂觀前景
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總監、列治大學民族與遷移研究中心副教授E. Florence總結以上歐洲和非洲的案例時指出，民粹主義斷非僅由國家的視角理解；選民對不自由政權的擁護、對難民的排斥（hegemonic struggle）等政治表象都揭示著霸權鬥爭的存在。出於放任金融資本主義對勞工的零散化，階級作為一種身分認同越趨需要被重提和扣連回到社會運動研究。本地草根運動和社會關係已展示新形態，接下來再爭取在威權社會中的曝光度和表態空間，延續其創造知識和價值觀的使命。
民粹主義在亞洲
民粹主義被視為一套反自由、煽動情緒、輕視組織、抵抗和排斥他者的政治動員方式。它不一定有既定光譜的意識形態，故易在各地各種社會運動中滋生。 四位講者談及香港、馬來西亞和台灣三地具民粹色彩的政治生態時，異口同聲發掘了這些共有特徵，但由民間發起的政治運動在三地的發展略有不同，或困囿於民粹壓力，或超越其局限。
忽視隱性問題的民粹主義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蔡玉萍先分享她觀察到右翼的民粹政治運動崛起時，性別不平等這類隱性社會問題總被看待成次要甚至無關痛癢。右翼政治思想高舉民族分野和排外，也持較保守的性別觀點，但觀乎各地選舉的得票結果，蔡玉萍留意到右翼勢力就算不主張性別平權，卻仍獲得越來越多女性支持。
為了解這個矛盾，她訪問香港一些介乎18至25歲並有接受專上教育的右翼團體女性成員。受訪者們均受2012年的反對國民教育運動和2014年的雨傘運動啟蒙，都追求組織家庭和穩定工作的中產夢。面對政治爭議和中港經濟融合問題，她們將沮喪歸咎至中國大陸和新移民這兩個源頭，甚至為免新移民得益而反對捐血和全民退休保障，但她們對社會階級問題噤聲，無意挑戰資本主義。她們認為這些右翼團體正好與她們的世界觀吻合。因為她們本就覺得性別問題就不如族群、文化身分等爭議般明顯和重要。
蔡玉萍歸納四項受訪者們回應社會不公平對待女性時普遍犯的毛病：以失實陳述否定性別問題、接受性別問題為正常和應然、轉移性別問題的焦點到個人應對能力、以至透過演繹另一套社會不公平對待男性的觀點令性別問題普遍化。她們嘲諷性別問題是學術界建構的幻想，但也承認在參與右翼團體時，自己的身體曾被評頭品足以至侮辱攻擊。她們視之為兩面刃。有的會讓身體服膺政治，應用性感資本協助團體動員。蔡玉萍認為這不但印證女性一直在社會被矮化但又被神化的現象，這種「犧牲一點權力地位換取『受男性保護』等優待」的觀念亦令女性主義者爭取女性平等的過程變得更難。
香港：民粹傳播引發的連結行動
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袁瑋熙以連結行動（connective action）的概念來詮釋香港的雨傘運動，並道出媒體在連結行動中的角色、對正式領袖決策施壓以至左右運動成效的能力。
連結行動中，參與者透過社交媒體串聯，形式較傳統以團體為中心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分散。在雨傘運動中，參與者以通訊程式協調現場物流，又在網上發布消息和討論策略，持續連結到運動中，建立了對運動本身的歸屬感。但這份歸屬感與運動的領袖無關。這種權力分散的運作模式多少也令到領導平台內的斷裂：領袖層中既有少壯派在各社交媒體緊貼激進民情，也有老派因曾見證北京六四鎮壓而擔憂悲劇會在這次運動重演。
此外，隨著非正式領袖的話語權大增，與及群眾自視為「股東」繼而不信任對運動正式領袖層作為「董事局」，也令領袖的認受性和決策能力受限。雨傘運動的爆發就是出於大批網民從社交媒體得悉警方使用催淚彈鎮壓罷課示威者而加入，與醞釀多時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計劃幾近脫節。儘管領袖層已由多方合組亦擴大認受性，但仍因在運動中期拒絕支持一次因網上流傳假消息而引發的行動升級要求而飽受指摘。這情況下他們為免得失越發激進的參與者，難以決定策略性撤退，更在最後階段持續受輿論脅迫下倉促混亂地將衝突升級，直接耗盡運動的剩餘能量和領導團體的指揮力。結果運動結束後半年內學生團體更因此四分五裂，削弱學運團結力量。
縱然社交媒體協助動員網民參與社會運動，同時間不能忽略它所產生的許多意見領袖收窄正式領袖的抉擇範圍、激化行動從而破壞整場運動。傳統集體運動中各層領袖之間固然也會衝突，例如工會最高領導與前線工地代表常有意見不合，但連結運動對領導權的衝擊卻不同：它既刺激了許多創新抗爭戰術，同時也令參與者不服從領袖權威。若香港這類地方素以集體行動為主要抗爭文化，但其組織者又無法適應連結行動形式，運動發展以至自身實力將受打擊。
馬來西亞：屢敗屢戰的反民粹威權運動
前述事例顯示民粹對自由民主價值的威脅，但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研究學系訪問助理教授尤維勵介紹馬來西亞稍為樂觀的例子：經社運積極分子和在野政黨近二十年來努力反覆爭取廉潔公平的選舉，終在2018年5月成功動員選民選出新政府，反制時任執政黨的國民陣線所倚仗威權政治、民族分化和經濟民粹的路線。
過往馬國每逢政治或經濟危機，政權就以最明顯政治分化的種族衝突轉移視線，再配合反精英、安撫馬來人的經濟優惠措施，國民陣線就得以延續執政，並進一步打壓言論自由空間、社會運動和反對派。例如1998年金融風暴，政府就指摘國際金融機構和國外投機者「貪婪、不道德」，也批鬥華人富商「不愛國、在危機時撤資」；2018年大選捲起「政治海嘯」前則通過緊急法例收緊新聞自由、取消參選人資格，又希望藉不公的選區劃界和籠絡公務員選民的手段保住政權。殖民時代的恐共意識形態和其後民族身分認同都令階級意識以至左翼和勞工運動鬆散，工會派系四分五裂；大學以開除學籍要脅學生不得參與政黨，間接令學生運動沉寂。
由1999年的「烈火莫熄」運動到近十多年來「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淨選盟）的四次大型動員可見，受盡煎熬的在野派回應的策略是跨族聯盟，爭取公平民主的善治和選舉改革。淨選民的集會規模擴展到國外的大城市，又應用網上和自發印刷的媒體廣傳理念，激勵群眾善用體制內外各渠道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故此國民陣線即使能維持執政權，但每次選情都有局部失利的情況。
在野派2018年組成希望聯盟，藉著時任總理納吉捲入「一馬案」貪腐醜聞、政府自打民粹嘴巴地邀請中資企業承建昂貴鐵路等機遇，反對派邀請可信的領袖，加上剔除消費稅和釋放受民眾歡迎的政治犯等反借民粹力量的政綱，成功當選國會最大黨派，實現立國以來首次政黨輪替。這成果得來絕對不易，除了考驗政界和社運派的團結和毅力，更需要巧妙地以民粹方法壓倒民粹政權。
台灣：從批判國族主義到超越民粹
在馬來西亞的例子以外，民粹運動的另一個健康走向是結束以後，當中的青年參與者運動轉型成工會組織者和左翼團體行動者。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邱毓斌敘述台灣社會運動在這方面的演變，並對民間社會運動帶來的裨益。
台灣戒嚴時代的社會運動主要爭取選舉權和反對國民黨加諸台灣的中國國族主義，缺乏勞工和性別運動。到了千禧年代，台灣才多一點生態和都市運動出現。因應兩岸局勢變化，近十年來先後湧現野草莓運動、反媒體壟斷和太陽花學運等針對中共滲透的民間抗爭。這些鬥爭除了培養一批活躍的青年領袖和行動者，也鑽研精闢的取勝策略，例如吸納社會上「得不到」的一群人和他們對生活以至政府的不滿、與及透過媒體報導由下而上爭取民意支持。
最重要的是這些青年積極分子隨後透過營辦社會企業、加入政黨和民間組織繼續貢獻社會。部分則投身在上述運動中缺席、長期以傳統企業為單位、對社會變革庸碌無為的工會運動。他們籌組新的行業工會或其分支、引入親民而時髦的宣傳平台和招收會員技巧、甚至直接挑戰傳統領袖官僚保守的示威作風。邱毓斌認為他們正在創新地將抗爭的真正意義重新注入社會運動。
另一個世界 另一套民粹
誠如城大亞洲及國際研究學系助理教授尤維勵指出，亞洲的民粹面向和脈絡有別於西方社會：部分亞洲國家本已具政治或宗教式民粹動員的歷史遺產，遇上解殖後晚期工業化，因著國家在發展經濟中扮演主導角色，民粹元素由此被納入政策之中，「為經濟繁榮而犧牲自由民主」就常在這些地方的霸權論述中出現。但民粹對社會的影響絕對可因運動中各角色的行為而迴異，並非單由局勢和結構決定。
交換座標站位──民粹和勞工在美洲
若粗疏觀察主流經驗，可歸納出民粹主義雖本無既定立場光譜，但常應用到右傾排外的政治；而工人群體即使不掛左翼旗幟，也多因其階級背景及視角而有著重平等主義的色彩、多倡議財富再分配的社會公義。但阿根廷和美國兩地的民粹主義卻是與刻板印象相反的例子：它們按著本國的全球政治經濟地位及歷史發展的脈絡各有反複的走向，且曾分別產生了左傾民粹政府和右傾勞工階層。
阿根廷：在庇隆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間遊走
阿根廷國家科技研究委員會資深研究員M. Atzeni敘述阿根廷自2001年經濟危機前後的政策方針變動前，打趣說應邀來分享阿根廷的民粹主義，但其濫觴及沿革均和其他講者所介紹的別國情況有天淵之別。的確，阿根廷的民粹政治特別地披上「庇隆主義」（Peronism）之名，於傳統的左右之分以外闢開第三位置。此名詞源於二戰後的阿根廷總統庇隆，他憑個人魅力和與工會緊密合作為其所屬的正義黨贏得廣泛選民基礎，再實施一系列親勞工、再分配和穩定經濟的政策，支持其國族主義的外交立場。
庇隆主義既傳播到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在本國近六十年來也反覆當道。庇隆主義曾在八十年代因軍政府上台停頓，再在九十年代因重新執政的正義黨改循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方針以滿足國際貨幣基金貸款條件而沒落，但千禧年前後的經濟衰退印證新自由主義的失敗，並重振工會和社會運動，令新政府採取「新發展主義」(Neodesarrollismo)策略，在刺激經濟中扮演活躍角色。 例如農產品出口在危機後劇增，政府便將因此額外獲得的租金收入投放到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策略之中。相關措施包括補貼公共服務、支援貧困和農村等有需要的家庭、資助社企和合作社、為住屋基建提供信貸、再國有化重要產業、投資科技研發、鼓勵就業和生產、振興消費和重工業需求等。政府也積極介入釐訂工資，政策包括最低工資和一次性緊急津貼等，使退休金和工資與通脹看齊。
若要挑剔左翼民粹管治，Atzeni認為這些經濟政策未根本地改造工人階級再生產（class reproduction）的結構和狀況。固然正規勞工的保障和集體談判權利不斷改善，但同時零散工比例不但上升，而且不享以上待遇；政府一連串惠民政策只搏取掌聲，但變相蓋住了九十年代起零散聘用手法對阿根廷勞工勞工階層的分化，也將正統左翼的階級視野變得模糊。為此，除了有傳統兩派庇隆主義工會CGT和CTA繼續組織正規工人，一個叫「大眾經濟工人聯合會」（CTEP）的新工會在2011年成立。它代表街邊小販、小農、拾荒者等受盡排斥的非正規勞動者爭取社會工資等全民福利政策。近十年阿根廷的服務業零散工激增，工人也由下而上自發組織行動關注日常貼身的議題，補足傳統工會架構和制度的局限。
儘管如此，庇隆主義的經驗仍能說明民粹主義只是一種政治光譜中性的工具，本身不必然右傾和反民主，而且若其為左傾和進步政黨所用，在改善權利、增加薪酬和推動集體談判上更會對工人階級有正面幫助。
美國：支持右翼民粹的勞工貴族
紐約城市大學布魯克林政治科學教授I. Ness介紹美國工運近百年來的變遷時，用上「勞工貴族」來形容美國工人比起世界其他角落的工人的地位，以至用來解釋其工會運動的定位。這概念由來已久，恩格斯、列寧、霍布斯邦等馬克思主義者均有討論，簡而言之即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下一群從受剝削的工人階級中抽出來、受保護所以階級意識較低的勞工。
Ness直言美國自戰後穩佔全球經濟秩序的領導霸權，將生產全球化，即以成本為考慮來攤分工序到地緣發展和工資水平不同的國家，令本地勞工市場轉型成為第三產業、失業危機轉移到南方國家、國內勞工獲得高薪和高消費力以消化過剩生產，如此在美國都會區孕育了一群貴族。
勞工貴族除了與工會運動衰落共生，也孳生民粹政治：本來已無工會有組織地代表工人在社會上發聲，一旦連工作也丟了，工人只好參加會滋長社會沙文主義的宗教團體。這與李敏剛分享匈牙利經驗時提到學者Szelenyi的觀點吻合：他認為若左傾或中間政治團體一直缺席而有危機出現時，本來逗留在社會民主場域的選民就很容易被右翼政黨吸納。 在2016年總統大選，工會會員家庭支持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幅度正正急劇收窄；高達四成受訪工會家庭表示支持共和黨。 右翼民粹當道的結果是，即使本年代初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也用上「1比99」這種民粹語言批判收入不均，Ness認為這種社會運動仍只關注國內以至第一世界圈子，而非自己國家也有份造成的全球貧富懸殊。
進步工會自然警惕工人支持右翼民粹的災難性，並在各層面嘗試變革。組織基礎上，SEIU等工會在90年代起陸續轉型至社運工會或採納新方式吸納會員。參政面向上，許多工會在2015 年乘民主黨總統初選的契機，支持時任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參選，推動醫療和教育收費改革。雖然桑德斯未能進入大選，這掀起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也提高年輕人的政治參與：左翼組織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的會員人數在短短兩年內由二千人暴增至三萬五千人。雖然它的政綱同樣沒有關注全球正義，但Ness認同這股新力量將會為濃罩美國的右翼民粹帶來很有影響力的衝擊。
總結
這節探討的民粹政治用上了傳統的左右兩翼光譜詮釋，但獨特在於阿根廷的例子中是政府由上而下地推動左翼民粹，而美國的例子卻自勞工由下而上助長右翼民粹。兩國例子的複雜性雖不亞於其他環節提到的威權民粹，但共通地可由階級視角循國際政治經濟範疇理解：兩國處全球經濟價值鏈的不同層級，直接影響在地政府和人民的政治光譜；神化人民和反菁英的民粹主義在此則是一個被借用來推崇左翼或右翼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