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危機就是政治危機

作者:Kevin MacKay
翻譯:Albert Wong
校譯:Cham
原文鏈結:https://mahb.stanford.edu/blog/ecological-crisis-political-crisis/
編按:
這篇短文是一本書的簡介。其中心觀點是:當下的環境破壞,是整個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失衡的結果。其中列出的數點,其中政治寡頭、貧富不均是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最常見的批評。但在作者眼裡,這也是我們當下的文明無法處理環境問題的因由。這篇短文可謂簡明說出綠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為何制度的徹底變革與拯救環境,實是一個銅弊的兩面。

隨時日過去,對全球氣候暖化的報道變得日益慘淡。近期研究已經確定冰川比預期溶得更快,對海洋生態有致命影響的空氣酸化,進展也比我們擔憂的更快。正當大氣中的碳濃度持續上升,我們也越來越可能已經越過不可逆轉的氣候變化拐點。

當人們觀察地球上其他關鍵的生態系統,危機同樣明顯。土壤被破壞。淡水短缺正影響多個大洲並讓數以十億計的人缺乏可靠清潔食水。魚穫減少,海洋充斥著塑膠垃圾。生物多樣性正以令人擔憂的速度消失。面對這對生態全面的攻擊,越來越多科學家指稱文明的崩潰如今已經不可避免。

阻止工業、資本主義文明的摧毀性效果,已經成為我們時代明確的挑戰。如果我們在未來30年內不激烈地扭轉我們社會的走向,徹底的崩潰和漫長的黑暗時代肯定會來臨。面對這挑戰,我們要了解導致文明危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如何化解危機。賭注正是這星球能否有個讓我們存活的未來。

當今末日的五個騎手

在我的著作《激進的轉營:寡頭、崩潰和文明的危機》一書中,我認為工業文明正被五種力量推向崩潰。這些力量又與生態、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次系統摧毀性的失效有關。:

  1. 解離:全球化的生產和分配系統令我們無法將人們自身的行動以及精英的行動,置於一致的因果和倫理框架之中。因此,個人、組織和管治系統與他們對自然界和其他人群做成的影響脫了鉤。少了這關鍵的反饋機制,即使是有良好意圖的參與者都無法作理性和合乎道德的選擇。
  2. 複雜性:工業資本主義文明覆蓋全球的性質,以及它所代表的大量的相互關連,讓預測任何改變對系統的影響極為困難。從海洋生態的崩潰到核戰威脅,災難性的臨界點存在於文明系統的多處。而且,因為危機不能局部地控制,失效也不能孤立地處理。
  3. 分層:無論在全球或一國之內均廣泛存在的貧富不均,導致大規模的貧窮、流離失所,以及因疾病和戰爭導致的早死。分層也令政治不穩,腐蝕了社會的凝聚力,損害了決策結構。
  4. 透支:工業資本主義的經濟實踐超越了生態的極限。我們的文明正嚴重破壞生態圈,快速消耗著不可再生的能源,改變整體氣候平衡。
  5. 寡頭:在世界各國,決策是由一群數目很少而富有的精英所控制。這種政府的形式目的是要維持既有衝突、壓迫和生態毀滅的形式。

作為決策系統的社會

上述每一個騎手均對文明存活構成嚴重威脅。可是,寡頭在當中尤其重要,因為它與社會的決策系統有關。地理學家Jared Diamond在他2005年的著作《崩潰:社會如何選擇失敗或成功》中,指出過去很多文明的崩潰,是因為在生死攸關的危機面前,無法作出正確決策。他借用了考古學家Joseph Tainter的著作,後者在1998 年所著的《複雜社會的崩潰》中,認為文明的崩潰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對Tainter來說,失敗的文明所犯下的終極錯誤,是持續透過讓社會變得更複雜來解決問題,結果讓社會的能源需求增加。他認為,文明之後會遇上「熱動力危機」,無法維持能量密集程度的複雜性,結果導致崩潰——生態災難、政治動盪、人口大量死亡。

社會如果過渡使用能源會趨向崩潰是重要的洞見,可是Tainter和Diamond都沒有看到寡頭是文明崩塌更為根本的原因。

寡頭控制讓社會在生死攸關的危機面前無法作出正確決策。這解釋了一個悖論,即為何過去文明為何擁有可解除危機的文化和技術知識,最後仍然崩潰。問題並非它們不明白問題的根源或者不知道如何避免它,而是社會精英透過社會制度失能獲得利益,並阻止了可行的解決方法。

「民主」國家的寡頭控制

在加拿大、美國、澳洲和歐元區等國家,當地人民普遍自認生活在民主社會當中。但當我們詳細審視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就會發現明顯且普遍的寡頭跡象。

美國政治學家Martin Gilens和Benjamin Page在2014年的研究揭示,美國大部分的決策反映了精英的利益。他們在研究1981-2002年間制訂的近1800項政策決定後,認為「無論是個別經濟精英(包括大部分由富裕精英擁有和控制的企業)在影響公共政策方面扮演重大角色,而公眾幾乎沒有或沒有獨立的影響力。」

如今,寡頭對決策的控制,以及對生態災難性的後果,沒有比現在更清晰了。在美國,特朗普及其由億萬富豪主宰的內閣正試圖解散環保署、質疑氣候科學,並追求「美國能源主導」的政策,這將急劇擴張化石燃料生產。

美國的能源公司他們透過水力壓裂、深海鑽探和削平山頂開採煤礦加快發展過去難以開採的燃料來源,對本土能源政策有重大的影響。。同時,化石燃料寡頭們正加緊消除綠色能源的威脅,例如科氏兄弟(Koch brothers)在佛羅里達州以及全美國其他城市針對太陽能業的戰爭。

在經常被認為比其南方鄰居更進步的加拿大,情況也沒差多少。在前首相哈珀的兩個任期內,加拿大成為熱烈支持開採最骯髒油源之一的油砂柏油的國家。哈珀加速了油砂開採,鏟除了以公頃計的針葉林、抽了走以百萬加侖計的淡水,並產生了大量有毒的、充滿在開採柏油期間受污染的水的廢油池。

像特朗普政府一樣,哈珀政府也讓聯邦政府的科學家噤聲,更透過削減經費和威脅進行審計,針對環保慈善團體和非營利組織,以壓制氣候倡議的聲音。當全國民眾的憤怒在2015年推翻Harper政府後,加拿大人曾希望新政府會認真應對氣候變化。可是,小杜魯多的新政府在口頭上支持氣候暖化的全球論述的同時,一直與化石燃料寡頭合作,動用70億加元聯邦款項收購、正處於失敗邊緣的Kinder-Morgan越山輸油管。

怎麼辦?

要創造可持續的未來,我們必須先從過去吸取教訓。考古研究顯示,歷史上那些被寡頭精英控制的文明都倒下了。今天的工業資本主義文明也處於這致命的循環當中。

只要是現代國家仍然由自利的精英控制決策過程,我們就無法及時避免穩步收縮的生態極限的惡果。而且,我們也無法避免寡頭在資源日漸枯竭、危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為維持自身財富和權力,相互爭奪而導致的經濟危機、衝突和戰爭的惡性螺旋循環。

要打破這毀滅性的循環,需要我們從1%手上奪回政治和經濟權力,還之於人民手中。這就意味著生態可持續性的支持者必須比個人行動、遊說和改良現存政經制度走得更遠。我們要求存,就必須確保政府按公共利益而非私利作出決策。

把工業資本主義文明激烈轉化不會是容易的事。這需要追求環境可持續發展、社會正義和經濟公平的運動團結起來,並認識到他們共同的利益在於打破寡頭的製度,建立民主的、生態社會主義的社會。這「運動的運動」需要摒棄宗派的爭吵,並最終認識到經濟政治人權與生態可持續性的目標本質上是互相連結的。

這樣的改變似乎是艱鉅的任務,但我們仍然能在日益深化,保護脆弱的生態系統的的鬥爭中找到希望。加拿大原住民族正在領導著攻勢,並開始取得重要的勝利。立石部落具啟發性的保護水源行動面對政府強力鎮壓,仍成功阻止達科他輸油管的興建。在加拿大,卑詩省多個原住民族在反對越山輸油管的訴訟中贏得輝煌的勝利。

如果成功的草根鬥爭能與同樣有希望的爭取實質政治改變的運動連結起來,未來就有希望。可是如果我們繼續「按本子辦事」,寄望於改變生活方式及一式一樣的精英政黨代表,前景就真的不堪設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