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薪酬和退休金的鬥爭外,學術界抵抗市場化運動該向何處走? 向盧卡斯的工人借鏡

作者:David Ridley
翻譯:YKH
校譯:大王
原文鏈結:https://www.redpepper.org.uk/what-can-academics-learn-from-the-lucas-plan/
編按:

這是一篇對香港讀者來說挺奇怪的文章。文章來自左翼網站/雜誌Red Pepper,提及的是兩件事超過40年的兩場運動。一場是盧卡斯航天工業(Lucas Aerospace Factories)的工人自主運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技術工人為對抗僱主的裁員,進行反擊,提出了整個工廠根本不應該為軍工服務,反而應該嘗試生產對社會大眾有利的高科技產品。但他們不是停留在口號,而是透過自己的知識,提出了具體轉營的方案,建議了過百項的科技產品。而另一場運動則是今年2018,英國高等教育界為保衛退休金的罷工,歷時近一個月,共有64所大學參與,是歷史上規模最廣的大學罷工,而最後亦取得相當的成果重。

這本應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但作者卻從中找到一些共通的地方,以及大學僱員可以如何向四十年前運動學習的地方,而其核心論點均圍繞著不同種類員工的結合的重要性——在大學的context那就意味著研究、行政以及負責「雜務」的員工應該也必須聯合起來。香港大專院校的員工——尤其是學術人員——組織力一向薄弱,和英國情況有些不同。但在退休金罷工之前,英國學界也難以想像自己可以組織起大規模罷工。故是文雖不能說有甚麼直接參考的地方,但起碼提出了一些可供大專界思考的路向。

只要有正確的組織和計劃,UCU(大學及高等院校工會)的成員就能從內部改變大學

近半個世紀前,一群盧卡斯航空航天(Lucas Aerospace)的各個部門的工人組成了一個聯合體:「Lucas Combine」,意義非凡:他們挑戰管理層掌控生產工具的權利,構想一個新的企業運作模式。

70年代,社會廣泛出現工人要求掌控權的運動。盧卡斯的運動是其中一部份,來自不同工廠、不同部門的工人代表(不論是技術或非技術工人)連結起來,旨在擊退重工業的理性化改革。這波改革源起於Harold Wilson在1963年工黨會議的演講,當中提到英國將要投入到技術發展的白熱(white heat)中,引發了社會大眾對工業改革的美好想像。

技術革新,使重工業資本擔心繼續以舊形式運作,終會在全球競爭中被淘汰。為了維持利潤,盧卡斯資方聲稱他們「必須」大規模裁員。Lucas Combine的工人拒絕坐以待斃,轉而去審視如何改變重工業裡生產工具的用途,生產對社會有用的物品。如是,那些看似多餘的職位、用不著的生產能力就能用來服務社會。

透過問卷,他們訪問大量工會的會員,要他們按照自己的生活經驗,思考什麼重工業產品才符合個人和社群的真正需要。他們最終整合出約150項產品,歸納成「六個主要技術活動領域」:海洋、遠程機器、運輸系統、煞車系統、替代能源和醫療設備。

別的不談,單單是在替代能源方面的開創性建議(包括發展熱泵、太陽能電池技術、風力渦輪機、燃料電池技術),Lucas Plan[1]已是一個傳奇。它令重工業技術發明得以介入氣候變化的政治,並提供一個確切建議,使社會公平地過渡至可持續未來。

我認為,Lucas Plan當年介入專業領域,將知識生產公共化的理念和方法,對現今的學術界別具參考意義,可以借之以思慮學界反市場化的鬥爭如何進一步發展[2]。

關於薪酬和退休金的鬥爭固然重要,但它們只是跳板,真正的關鍵,是要開啟知識生產及大學該如何用之於社會的討論,然後延伸到在更廣泛的反緊縮和新自由主義的鬥爭中,大學應該有什麼位置。

經驗1:組成聯合體

Lucas Plan廣為傳頌,主要是因為它具有野心,要從管理層手中爭奪控制權。這個大膽的舉措得以實現,有賴於其獨特的組織形態:來自各個工作場所的工人代表連結起來,組成Lucas Combine。

Lucas Combine不將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分開,也不跟隨當時工會的組成結構。當時盧卡斯資方打算將各個部門分支整合,歸轄於同一管理層,以同一標準管理;所以盧卡斯的工人代表認為,要有效對抗管理層的權力,如此單一、龐大的企業,他們更需要一個跟過往不同的組織。

「這給了他們一個千載難逢的優勢。」Hilary Wainwright和Dave Elliot在他們關於Lucas Plan的權威著作中解釋道[3],「從一開始,Lucas Combine就重點強調戰略思考和預先規劃。」

過往,管理階層創造了一條專斷的界線進行勞動分工,以此分割知識和生產,奪去工人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成功分化不同崗位的員工。Lucas Combine跨越了這些對立,才能組織起來成功反抗管理措施、重組和裁員。

Lucas Combine的目標是貫通各部門的經驗和知識,連結各部門工人,於是他們可以站在和管理層相類似的戰略位置,綜觀全局,透過審視其整體運作來構想策略和行動。和資方管理不同的是,他們面向社會需要,而不是單只追逐利潤。Lucas Combine使各部門工人互相理解彼此的技術和能力,為日後的Lucas Plan奠定了組織和知識基礎。

今天,大學內部也依循種種界線來分工,導致這些工作看似互不干涉:生產及再生產知識(學術人員、研究員、教師)、管理讓知識生產得以進行的大學體制(行政人員)、確保大學設施有效運作(設施人員)。

這種分離也反映在工會結構上,英國有林林總總的工會:大學及高等院校工會(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UCU)、公共服務業總工會(Unison)、聯合工會(Unite),還有更多代表高等教育員工的工會。它們之間並不一定會有效地溝通或協調。

想像一下大學聯合體的威力:借助各學科的專業知識,例如人力資源、金融、社會理論等,結合行政和設施人員的內幕知識、日常對大學設備的控制,這個聯合體動員的專業程度不僅比得上管理層,甚至更勝一籌。

隨著大學為競逐高等教育市場而狂熱擴張,大學管理者越來越脫離院校實質運作。大學聯合體可以戰略性地擊倒他們的計劃,羸得關鍵戰役,將權力平衡點移離不需向我們負責的校長,由大學員工充當這角色,讓普羅的員工建立自信。

經驗2:自我教育

在Burnley鬥爭一役,Lucas Combine成員佔領了工廠,捍衛一班低薪工人的集體談判權。取得重大勝利後,他們將鬥爭轉向了退休金。

當時英國保守黨的政府準備將僱員退休金計劃私有化,Lucas Combine的相關持份者因此開始學習退休金的政治與金融等複雜知識。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缺乏現存工會的關注下實行了這項創舉,哪怕是英國工會聯合會(Trades Union Congress,TUC)也沒幫上忙。

通過自學成為退休金專家的Ray Middleton負責這項教育工作,他教會普通的工人退休金如何運作,透過一系列的講課傳播這些知識:退休基金如何被控制、精算師做了什麼、私人公司運行退休金計畫時有什麼利益和技倆。

多虧了他們要將知識民主化的創新和激進意念,Lucas Combine贏得訴求:女性獲得和男性同等的退休金、僱主供款要比僱員多一倍、退休金改成固定收益模式(defined benefits scheme),工人每月領取退休前薪金的三份二。

今年初,UCU成員罷工抗議大學退休金計劃(Universities Superannuation Pension Scheme ,USS)改革,來自舊大學(pre-1992 universities)的學術人員及學術相關職員前所未有地在2月至3月期間罷工14天。

事實證明,這是UCU有史以來最成功、最多草根力量支持和推動的工業行動。UCU成員阻截退休金改革,讓其保留固定收益模式(defined benefit scheme),不致變成浮動分配模式(defined contributions scheme),也促成了對退休金系統的獨立審查。

自我教育在這場勝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罷工期間,普通的UCU成員(他們不一定是退休金專家)開始研究USS,並在博客上寫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文章[4],拆穿僱主所說的固定收益模式無法持續下去。

隨著草根成員關注度和知識的增長,同時還有USS Briefs[5]協助鞏固和聚焦自我教育,普通的成員開始透過地區分支表達意見和行動,減弱了工會的中心化決策傾向,對整個運動有了更大的掌控。

UCU行動者和各工會的合作聯盟有必要藉罷工的動能持續壯大。尤其是,這一波自我學習運動必須超越薪酬和退休金的鬥爭,將其有效扣連至更根本的鬥爭,反對高等教育市場化,及至更廣泛的反緊縮和反新自由主義鬥爭。

經驗3:提出替代計劃

Lucas Combine在「深入理解事物」這個方向上取得成功,鼓勵了他們成立科學與技術諮詢委員會(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isory Committee),致力研究或預測盧卡斯在引入新技術或生產過程時會產生的問題。

工人們最終建立了強大組織,足以對抗盧卡斯的企業化(corporatisation)和伴隨的理性化(rationalisation),而這個組織亦促成替代的企業計劃Lucas Plan。

有一點很重要,Lucas Combine意識到問題的關鍵:若他們不挑戰理性化的根本邏輯,即為了增加利潤這單一目標而減省工序和勞動,就永遠只能處於被動位置,面對一場又一場的戰役,最終耗盡心力,輸掉整場戰爭。

因此,一個服務社會、拒絕追逐利潤的替代計劃,不只激進地質疑了資本主義的整個生產系統,更能作為一個預示式的範例,示範如何將生產社會化、如何將工會改造成實視這種社會化的工具。

大學現在已變得與企業無異,拒絕提高大學員工薪金、依賴不穩定合約,都是大學企業化的徵狀。這種發生在大學的根本轉變,需要大學的員工在多個層面正面應對「企業化」的浪潮本身,要抵抗公共機構、私人公司、甚至是跨國企業的力量。若非如此,大學工會只會陷入無休止的工業行動,只著眼捍衛一些已失去的東西。

再者,如果大學員工(尤其是學術人員)仍然專注捍衛公立大學的自主性,不去想像真正社會和民主的大學在未來會是什麼模樣,那些正為緊縮所困、被新自由主義的不平等壓垮的大眾就不會加入這陣營,他們將無法贏得公眾支持。

UCU行動者需要走出校園,像Lucas Combine一樣連結周邊社群,詢問該社區當地經濟的主要運作、需要大學提供什麼幫助。

當下,各大學與當地企業達成合作伙伴關係,組成新的聯合機構,吸收了與再培訓課程的資金流。這通常只惠及一些從事高科技產業的一小撮勞動人口。是以,當地社區仍有成千上萬的人受困於低薪及不穩定的工作,而且那些工作都不是他們的興趣,又或無法匹配他們的資歷。

舉例說,對一些以學術為職志的人,除了要求他們可在起步階段時獲得體面的合約,更要將這連結至更普遍對「好工作」的訴求、對未來的期盼。到那時候,年青人不必只寄望得到不穩定、低薪的服務業工作。透過將反市場化運動連結至當地社群的真正社會需要,大學工作者可以為團結各方力量建立堅實基礎,這將有助維持整個運動的動能,獲得公眾支持。

Lucas Plan教會我們,組織起來的工人不只可以要求合理薪酬及待遇,更有力量改變他們的行業,引導它為社會服務。這是每個領域的工作者都該好好學習的經驗。

[1]https://www.dropbox.com/s/o2sqxvhams2ywup/Lucas-Plan-53pp-alternative%20corporate%20plan.pdf?dl=0
[2]https://hemarketisation.wordpress.com/willetts-the-conqueror/
[3]http://www.spokesmanbooks.com/acatalog/The_Lucas_Plan.html
[4]https://hemarketisation.wordpress.com/?s=USS
[5]https://ussbrief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