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竹遠離香港後，香港打工仔女為上班而怨聲載道。當交通工具不能正常服務時，要跨區上班難度倍增，東鐵大圍站更成為焦點所在。大圍站的場面，近因是東鐵線只有有限度服務，遠因更是香港的產業結構。上世紀80年代，香港工業以驚人速度消失，金融服務業成為香港經濟中流砥柱。昔日工業可以將工廠設在各區的工業區和工業村，但高端金融服務業則主要集中在港島北、油尖旺等幾個商業區。同時，香港的新住宅區幾乎都設在新界。換句話說，工作機會愈來愈集中在市區，但市民的居所卻愈來愈遠離市區。跨區上班遂成為常態。
就算在交通如常的日子，跨區上班這現象也是問題。首先，面對跨區上班之苦的，應該是以中下階層為主。隨著新公屋多建在新界、一些市區資助房屋改建為私人樓或者酒店，再加上市區重建的士紳化現象，較有能力留在市區居住的，就是以中上階層為主的市民。要花一小時或以上上班的打工仔女中，很可能就是以中下階層為大多數（經濟條件較好者即使要跨區工作，也可能可以自己駕車，費時理應比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少）。對每天來回住所和工作地點要花起碼兩個小時的人而言，不但要花不少錢在交通費上，更因為車程長，所以每天為了「搵食」所花的時間其實比起純粹的工時更長。「清晨便要起床，七、八點才回到家」的生活模式如果成為生活常態，對身心健康、家庭和社交生活都肯定有負面影響。
因此，產業結構、城市規劃不單是環保或甚麼城市承載力的問題。如果政府不是那麼重視地產金融業的利潤，多注視一下打工仔女的身心健康，情況未必會如此惡劣。如何透過良好規劃和產業政策來改善跨區上班帶來的問題，也是山竹給予我們的教訓。
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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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equal rights force decides.
– Karl Marx
湯家驊說，香港是資本主義､自由社會，不是極權社會，政府無權宣佈停工。
此人當日不用逼港鐵，只須打理他受傷的後花園。我們對於他說「同情打工仔，但……」，很難不感嘔心。
但某意義下，他沒有說錯。是的，在資本主義底下，政府確實無權宣佈停工。因為假如政府宣佈停工，等於打破法律和合約，要求全港老闆額外提供一日有薪假期。政府哪有權這樣做呢？
當然老闆也不會聽林鄭說去「體諒」工人。老闆只關注能否用盡你的每分每秒，換取利潤，才不理會你在別處無意義地浪費多少時間精力。所以，無論政府不宣佈停工，還是老闆威脅要罰錢或當你矌工，都很make sense。It makes capitalist sense.
但是，當我們直覺地認為宣佈停工才是正確決定，其實是建基於另一種思路：社會還未從天災的破壞中恢復，一大堆人冒著被玻璃和招牌打中的危險，跨過斷木樹枝，或在地鐵站塞上數個小時去上班，這畫面其實是十分荒謬愚蠢。那一天半天的勞動時間，對集體而言並無必要。而絕大部份人的安全與閒適，也比起老闆的個人利益來得重要。簡言之，宣佈停工才是合乎集體利益的理性決策。
可是，資本主義下，很多合乎集體利益的理性決策，根本不能執行。因為資本主義更重視所謂個人之間協商的形式自由與平等，以及資本家的利潤。
我相信在更好的社會制度，天災過後，我們應有集體議決暫停勞動的權力，且給予負責復修城市的勞動者，充分的時間與獎勵。這不是極權，而恰恰是真正的民主。
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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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山竹，有太多的政治可以說。但我最無法直視的，就是香港的資本真的可以為所欲為的現實。
停工的問題，或是風球前中後仍有大量勞工被迫上班或鳩坐，或及後遲到返唔到工的被某些僱主擺明車馬扣你人工。這真是終極的侮辱。
我沒有宏觀的數據，但我可以推想，迫人返工或是對遲到的剋扣其實賺不了多少；而激起的無力、怨恨，義憤則是大得難以估算。統治階級就是作理性計算，在剝削的程度與維持社會穩定作一個平衡。我不認為林鄭或其餘僱主作的決定有多難理解，香港現下的工人階級的反抗能力就是有這麼弱。
代議民主大概會令情況好一點。但數年一次的選舉往往處理不了這種一時一刻式的自然災害問題。君不見美國處理風災後的問題也是令人盡見階級分野。這說到底要靠勞工的組織。如果這事發生在英國的六七十年代，或是一戰以前，野貓罷工已經是遍地開花了，僱主根本不敢也犯不著搞毛工人。
我不想像個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者重複說著某些原則，但在這是最明顯的階級鬥爭，最赤裸的輕蔑。如果不是要依靠工人階級意識覺醒團結起來，你他媽的告訴我應怎辦。
我還有很多想說，例如我們要面對多少個風災死多少人，才肯正視資本主義帶來的急劇全球暖化以至極端天氣；或是在災變下的階級分殊、各種福利不足被極端放大——那些身家10億以上的富豪如何渡過山竹﹖他們是與那些被迫住在偏遠地區，劏房天台屋貨櫃屋漏水的打工仔共渡風災嗎﹖但我想，我可以少說一點是怎樣，多說一點要怎樣。組織工人總是看似無法做到，但大家又有否認真想過：如果做不到，又有甚麼真正出路﹖
Ch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