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bhaskar sunkara
翻譯：Henry Chan, Duncan
校譯：大王
原文連結: https://newleftreview.org/II/90/bhaskar-sunkara-project-jacobin#_ednref2
編按:這是一篇關於美國社會主義雜誌《Jacobin》創辦人Bhaskar Sunkara的訪問。
編者是其網站常客。《Jacobin》的網站沒有任何懶得意內容。幾近都是極具政治性的評論文章，議題多以美國本土政治為主，但也有相當多國際評論。立場上沒有相對僵化的綱領，但卻是堅決指出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社會絕不是它們同意的目標。
《Jacobin》完全不是你想像中的那些排版簡陋、除了立場甚麼也不會考慮的極少眾社會主義雜誌。編者曾訂過一兩本來參閱，便驚嘆其設計之用心。至2017年底，這份季刊的銷售量（對，而且不算便宜）高達36,000，但真正驚人的是其網站留量——每月高達1百萬人次。創辦於2010年，如今它大概是美國最極影響力，而且可與主流一定接軌的社會主義雜誌。近年美國社會主義勢力的冒起，《Jacobin》可謂其中重重的一筆。
這篇由《New Left Review》做的訪問是2014年底刊出。嚴格來說是有一點過時了，但從中還是有大量值得我們參考的說法，無論是其個人經歷，或是關於左翼媒體的編輯定位，在運動所辦演的角色，與與其他團體、政黨的關係等等，都相當值得令人深思。這類的觀點——或者更重要的是問題——都很少被身處香港的我們直接議論。故譯此文。
可以告訴我們關於你的出身背景嗎？
我生於1989年6月。我父母在我出生前一年從千里達來美國。我母親家族原本是印度旁遮普及比哈爾邦的契約工，自十九世紀移民到千里達居住。我父親就在年輕時從安得拉邦來到島上受訓成醫生。但他的醫生資格在美國不值一文，所以他成了文員，我母親做電話銷售。所以我出身典型的中下移民工階層。尤其是在威斯特徹斯特郡，我讀書的市鎮，我們算是最窮的家庭，儘管那裡是特別富裕的市郊地區就是了。我中學時，在反伊拉克戰爭的遊行中，是我的初次政治參與。但我實在的政治知識素養，主要是從閱讀得來。我雙親工時都長，所以放學後我會在圖書館耗幾個小時。我讀過George Orwell的《1984》和《動物農莊》後，使我對POUM和西班牙內戰1感興趣，循此路，開始對托洛茨基產生興趣。那是種很離身的政治醒覺──12、13歲時，我的個人生活，比遊行示威諸如此類的更重要。我想那是中產階級的搖擺不定──幸運是我先讀到托洛茨基，而不是Ayn Rand或Milton Friedman。之後我埋首讀了《先知三部曲》2，並在《New Left Review》裡接觸到Lucio Magri、Perry Anderson、Ralph Miliband等人的文章。17歲我加入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的紐約分部，為《The Activist》﹙DSA青年組的部落格﹚擔任編輯，獲得了一些編輯和約稿的經驗。在那裡我也結識了後來《Jacobin》的編輯和作者——例如Chris Maisano和Peter Frase，他們也是在DSA認識。
你父母的背景對你的政治主張有沒有影響？
籠統的說，他們一直也支持左派民粹主義者。像我母親般出身千里達農村的人，都會對所有發展主義國家的當權者抱有好感，甚至會認同稍為進步的政策。從印度來的父親也一樣。他們既喜歡卡斯特羅，也喜歡克林頓。他們並不十分熱心政治，但總會被動地支持我感興趣的政治主張。加上他們一代總會有左翼有關的書本附近──我們家有很多C. L. R. James的書，因為他是千里達人。還有《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等等。事實上我在聽聞法國雅各賓派﹙Jacobins﹚之前，就已知道海地雅各賓派。我最初設想雜誌時，記掛心底的是那個「黑雅各賓派」3。
哪是何時？
我讀大學的時候。我在首都的喬治華盛頓大學讀國際關係，在反戰運動、學生運動有更多參與。在大學第二、三年間我患了病，需要休學兩個學期，每天吐三四次。我2009年整年都休學，便嚴格管促自己自學：每星期規定自己讀幾本非小說、一本小說。我後悔讀了那些沒用的小說。但我也讀遍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以及廣義的社會主義著作，做了很多筆記。到2010年夏，21歳，我身體好轉，準備好復學，辦Jacobin的念頭就在那時誕生。我整年的時間什麼都沒幹，只抱著辦雜誌的念頭思考和閱讀，所以有滿腦的計劃，很多想約稿的文章。最初計劃是網上雜誌，但後來覺得，網上資訊爆炸，《Jacobin》必須要同時印刷紙本期刊，才會更大有影響力。我們在2010年9月開站，2011年初印行第一期。那時我對營運一本刊物毫無頭緒。我仍留著我第一張支出表，還記得我很擔心太快用光240美金的全年預算。
你辦這雜誌在運動上的目標是甚麼？它補充了哪些其他刊物未做到的空缺？
你可以在《The Nation》和《In These Times》找到列寧主義及自由左翼派的觀點。對我來說，《Jacobin》是代表這以外的政治立場。它不是中間落墨：我想標示出一個沒有妥協的社會主義願景，以《The Nation》平易近人的方式，結合更左傾的刊物常在政治上的嚴肅題目。我讀了一年書所學到的，大部份就是如何將這些觀點以最簡明的方法述說。年青的馬克思主義者傾向用很多術語，部份是因為缺乏安全感；在某事情上我們需要專門的字詞，但很多觀點事實上並不複雜。所以我在想，如何最有效地將這些大眾化、主流化。Jacobin是想做到立場鮮明、年青、易讀。雜誌的外觀也是其中一部份——如《Monthly Review》或《Dissent》這些刊物，傾向有極長的段落，且標題下沒有文章簡介。
Jacobin的美術排版設計十分切合刊物。背後有甚麼理念？
最早幾期我的目標是使它盡可能易讀、吸引——而我失敗了，因我沒有那技術。雜誌用彩色、相片和畫作，力求擺脫老舊的Courier New字體，SDS或80、90年代小刊的黑白風格。但要待2011年Remeike Forbes加入後，我們的視覺風格才確立。Remeike設計了Toussaint標誌，我們由第6期沿用至今；原本Jacobin並不指涉特定的歷史時期——它較是一個浮動能指。
早期有誰參與？
開始時差不多是我包辦編輯和製作，有一批作者供稿。他們是來自三山五岳的一群怪客——我們其中一位編輯Peter Frase，常說他應該寫篇文章，題為《關於網絡馬克思主義的思考》，因為網絡的發展並非像大眾理解般自然。我在DSA認識Frase和Maisano。至於Seth Ackerman和Mike Beggs，是在Doug Henwood的《Left Business Observer》電郵組看過他們的文章，及後我向他們邀稿。我讀過Max Ajl的Jewbonics部落格，我們因為對某些自由派的部落格版主同仇敵慨而結識。其他一些人是我在網上偶然找到的，如Gavin Mueller。他們以及還有幾個我最信任的作者、我經常向他們問取意見的人，組成雜誌的編委會。Remeike在2011年尾聯絡上我，說他很喜歡雜誌上的政治觀點，提出可以為我們設計一件T恤；但當他發現紙本雜誌是如此難看，就提出為之後的印刷擔任設計。Megan Erickson 和 Connor Kilpatrick也在2011年加入，之後一年Alyssa Battistoni加入，她是主要的約稿編輯。就在幾個月之前，我們才開始有人全職為雜誌工作，只有三人領薪。
雜誌網上和紙本部份的關係是甚麼？
我們有巨量的網上內容：每天一至兩篇，一年就有500篇以上原創文章，不包括轉載、重發等等。蘇聯有一句說話「量本身就是一種質」，這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們這模式的精神。我們嘗試吸引網絡流量，然後嘗試將一部份訪客變成訂戶。話說回頭，網站的文章的質素也很高；但它們傾向較短和具時效性。整體上，我們逐漸轉型，紙本內容有主題，而其他所有就放網站——2014年秋刊的主題就是關於城市。
可否告訴我們參與者的社會背景和政治取態？
我會說我們所有的作者都在社會主義陣型的光譜中。我們有時會用社會民主派或自由派的文章，但文章都須切合編輯的計劃，例如，一篇自由派的文章，倡議政府全資的醫療系統，我們會刊出
，因為他們提倡社會中一部份的去商品化。而我們的理念是整個經濟系統的去商品化，所以文章合用。社會背景方面，我們有很多研究院學生、年青講師和大學教授。我們也有不少組織者和工會研究員參與，如Chris Maisano。還有在NGO工作的人，參與房屋議題的人等等。
他們大部份是35歳以下，對嗎？
對，我想是的，也有少數例外。因為我們每天刊500篇以上的文章，我們刊很多新作者。要初試啼聲，在我們雜誌也許比其他平台更容易，雖然之後或許會變得更困難了。但我們向某些人提前約稿，如Robert Brenner、Vivek Chibber、Kathi Weeks，這些上一代的左翼給予我們很多幫助，我們的工作和他們自己的有所交疉，所以他們也希望透過《Jacobin》觸及不同受眾。
問一下關於《Jacobin》的關鍵數字：訂戶數目，紙本和網上的讀者群，發行？
這是我最想講的題目。我們現在有稍多於7000訂戶——當然因為續訂期的運作方式，數目會有浮動。我們現在每週有80個新訂戶，而我預計2015年會達10,000個。大部份訂戶在美國，有些在英國、南美和其他英語地區。至於網上讀者群，我們每月平均有60萬個別訪客；有時會飊升，最高達100萬頁面瀏覽。發行到書店和報攤的數量明顯少很多：總共大概1000本。市場在近十年有所轉變，批發超市式微，所以發到報攤實在只為曝光率——我們有意使人們直接從網站買書。
財政方面呢？是否全部來自訂閱？
對，訂閱是主要收入來源。因為我們是非牟利，所以會收到一些捐款，佔預算低於20%。但我們日常營運幾乎全靠訂閱收入，捐款用作發展擴充。
你提及大部份《Jacobin》的訂戶在美國。地區分佈如何？
最多是在紐約，有很大的訂戶群在三藩市灣區——奧克蘭、三藩市。我們還有不合比例地多的訂戶在芝加哥，部份是因為我們與芝加哥教師工會的合作，以及我們對大罷工的報導4。人均比例上我們有很多訂戶在劍橋、麻省等地方，大學城裡滿滿的都是就業不足的研究生，就是我們的米飯班主。人們都對我們訂戶分佈廣闊感到意外，但我想這主要不是因為我們自然的接觸面，而是因為這是個3.3億人的國家，而我們主力網上發行，而不是在幾個城市裡的基進政治熱點。
可以告訴我們關於《Jacobin》讀書組嗎？
我們在世界各地有大約50個讀書組，約40個是在美國和加拿大。它們散佈不同地區——4個在卡羅來納州，有在阿拉巴馬、愛荷華、德克薩斯……在這些地方有讀書組，其中一個原因是那些地方沒有社會主義組織的分部，《Jacobin》讀書組就是只此一家，唯一公開以社會主義為號聚集人們的組織。事態的發展很有趣。在鹽湖城，我們讀書組會在一神普救派教會舉行活動，因為相比摩門教，他們是城裡的進步力量。
這些讀書組的原動力是讀者自己，還是你們著力推動？
兩方面也有。我們讓人知道我們供使用的資源，如課程例子、免費雜誌，我們也可協助物流、找地方。但事實上，在地的是統籌人，也是他受激發要籌組讀書組的。我們也盡力鼓勵這些讀書組。現在各個讀書組互相聯系成一個群體，在網上討論他們的讀本。我們也嘗試提供指導和框架，但這過程是自然有機地發生的。
就文風而言，你心目中有沒有視某作家或刊物為模範？
這方面沒有參考過什麼。頂多可以說，我們會盡量避開傳統左翼文章的那種風格，盡量減少專門術語，而且嘗試做得更具氣勢、更有自信──令讀者覺得處於一個大計劃當中。
你在選材時會有甚麼考慮？如何選擇題目？還有政治、經濟、文化的內容間如何平衡？
簡單點說的話就是：選我們自己感興趣的東西。最近，就有一篇關於葡萄牙革命四十周年的文章5，這是個我一直很感興趣的課題。我本來以為這不會吸引太多讀者，但結果竟然是大熱：因為我們的讀者都很認真看待西方社會變革，因此葡萄牙革命的遺產實際上比預想的更為扣人心弦。我很純粹的覺得，辦一份刊物，剛開始的幾年，就是要讓人喜歡上你喜歡的事物。現在我們能有這麼多投槁，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有很多人已經看了《Jacobin》足足三年，現在都有能力撰寫《Jacobin》的文章了。我們其實訓練了一批新的撰稿人。
文化方面的內容呢？
我們通常會避開文化內容。即使我們探論文化，也頂多是大眾文化。所以我們會談談最新一部《猿人爭霸戰》，或者最新的《超人》，像以前Michael Gold6那樣探討大眾文化──他是我最喜愛的三十年代史達林主義作家。關於文化的題目，我們都特地做得很政治化、很有話題性。我們一定不會走去談一部歌劇或者話劇，或者前衛的藝術作品。
是因為？
可能算是種回應吧……我實在不喜歡法蘭克福學派7。但無論如何，已有很多優秀的刊物會做文化批判。《Jacobin》的其中一項特長，就是討論純粹政治、並提供具遠見的視角，沒其他刊物辦得這麼純粹。要過界做文化批判的話，就要做得很好看，也要夾些政治訊息在其中，以照顧那些對文化內容本身不感興趣的讀者。如果我們去做文化雜誌，肯定會失敗到被指著恥笑；但幸好，專門做文化的優秀刊物，外面多的是。
這就帶到下一個問題，你覺得《Jacobin》在芸芸左翼刊物中，要有著什麼位置？
其他左翼刊物和《Jacobin》如兄弟般連結。例如，我們做不到像《n+1》那樣格調。不過，我覺得《Jacobin》是整個生態中，唯一直截了當地談政治的。《n+1》或會透過文學談政治，其他刊物或會夾雜某些政治議題──但《Jacobin》沒有政治就甚麼都不是，它在其他方面並不如其他刊物主色。單就美國的左翼出版物而言，我們較像《Against the Current》、《Monthly Review》、《New Politics》這類刊物，這不只是因為我們都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而是因為它們都是直接的政治刊物。不過，其實我並未將《Jacobin》定位得太高，它要針對普羅大眾，畢竟它不像《Historical Materialism》那麼理論性，也不像《In These Times》、《The Nation》那麼主題多元、充滿社運報導。可以說，我們就是要做到像親自由派的《New Republic》那樣，成為一個左翼的版本，哪怕被指是「中產品味」。《Jacobin》是獨一無二的：它開宗明義，就是一份由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辦的刊物，帶著希望改變世界的計劃；但並非小圈子，所以要吸引越多讀者越好。
你們做了很多國際議題，但可以說《Jacobin》還是主要傾向美國本土環境嗎？
它是，但又不是。單純以文章數量而言，我們出得最多的，應該是由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中東和北非的文章，網上文章尤其多。而這也的確是我們最受歡迎的內容，有數以十萬計的人看過。但美國的激進派是很容易只顧留意外國的形勢──看著其他地區的社會問題和政治生態，而忽略本國內軟弱而分散的社會主義運動。我認為，我們能向所謂「邊陲國家」8和其他地區的人民提供的援助，就是在美國這裡建立一個活躍的社會主義運動，要強得能夠抵抗美國的帝國主義侵略。我同時覺得專注於美國本土的鬥爭，相比起支持外地更為進步的鬥爭，是更難而且更崇高的理想。所以我們較其他刊物重視本土議題：我們要理解美國的特殊性，一起研究怎樣在這裡搞起一個社會運動。
《Jacobin》的讀書組也是這番工夫的一部份嗎？
我剛創立這雜誌時，我希望讀者不止是閱讀《Jacobin》，而進一步把自己視為一個政治工程的一份子。我很害怕《Jacobin》會成為普通的消費品，一種純粹是好看和有些娛樂性的讀物，尤其是害怕我們在左翼刊物之中太過成功──我們能把讀者吸引過來當然是好事，但我們不想他們視《Jacobin》為激進版的《n+1》，又或者樂觀版的《The Baffler》。重建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是這雜誌存在的唯一原因，所以我們的策略是賺到足夠的資源去實行這件事，並創造一個空間讓人能夠匯集和討論不同的理念，探究更實際的議題，找出對策，不像一般閱讀那樣即食。現在人們根本沒有地方可以討論社會主義政治，除非你去加入社會主義組織。我個人覺得，現在很少人會主動加入這些組織──我當然不反對他們用這種方法投身政治，這些人很多都在做很重要很崇高的工作。《Jacobin》讀書組為這些潛在的政治參與者，提供另一個選擇，或至少算是種輔助，讓人可以約在一起討論，又沒有社運組織通常會有的枷鎖和負擔。我將這視為一種暫時支撐住運動的方法，也許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後，會有組織好好利用這些落入了讀書組的能量──那將會是一件好事。
你覺得《Jacobin》有多大程度是靠美國近幾年的政治大環境轉變而取得成功？
我覺得近年的政治文化是有些改變。如今不再有那麼多人主動捍衛保守的制度。即使現在有種集體沮喪，覺得政制改變不了，但同時間又不再有那麼強力的保守力量。這是在我這一代人之間的氛圍，而我認為這給予我們一些空間去告訴人們，其實我們可以有另一種制度。肯定也會有其他人認同，現在這種集體沮喪其實很容易解決：我們現有這麼多資源，唯一的障礙只不過是政治層面的覺醒。我還覺得美國社會對社會主義的觀感，隨不同世代改善了不少。當年柏林圍牆倒下時，有一種聲音是覺得，冷戰結束後，世界將全面步入民主社會主義之路，政治上再也不分左與右；但人們很快就發現這是錯誤的，大規模的右傾私有化發生，九十年代在前東歐陣營和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活得遠比蘇聯存在的時候為差。不過，今日我們也到達新的共識，就是社會主義再不會與蘇聯扣連得那麼緊。比方說，根據2011年比尤研究中心所作的民調，發現19至30歲的美國人對社會主義的好感大於資本主義。當然，他們所指的社會主義其實是北歐福利國家那種，但這比起勞改營和閱兵這種扣連而言，仍然算是一種進步。
你剛剛提到，《Jacobin》立場上位於列寧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那在策略方面意味著什麼？是否意味著你們希望建立一條「新人民陣線」9？
我們的確不視自由派為我們的敵人，而且在某些的議題上，他們還可能是我們的同行者。但要尋找同行者，我們必先要區分「民主黨」和「支撐民主黨的中層組織」。民主黨中的主流、奧巴馬政府、還有親民主黨的智庫、專家，依然還信仰著「羅斯福新政」10、「大社會計劃」11、福利、「社會產品」12，之類之類。這些經濟立場，有時會與「支撐民主黨的中層組織」相左。如果要在今日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或自由左翼的政治運動，一定要得到這些中層組織的支持。我們要面向他們，努力將他們導向更基進的立場。
但是，處於社會民主主義和基進社會主義之間，會否帶來矛盾的編採決策？
我不覺得會。如果有一天，有一個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推動完全公有化，那兩派的立場就會有矛盾。但現在並未有這種討論，短期內亦不會有。但我們和自由派的支持者的確會立場相左。《Jacobin》之所以能夠得到這麼大關注，其中一項重要原因，是我們吸引到一大批對左翼立場感興趣的自由派讀者。對他們來說，《Jacobin》比他們更左，所以他們就可以由之而自稱是中間派了。但當我們繼續發展下去，不再是文章上的造勢，而真的形成一場實質的左翼政治運動，挑戰自由派的地位；那時候，我不太確定這些自由派是否還會繼續支持我們。
《Jacobin》對奧巴馬政府持什麼立場？
奧巴馬代表著美國典型中間派的立場：自由派會稱，現時比他更保守的勢力強橫，所以不宜推行比奧巴馬更基進的主張。《Jacobin》拒絶被自由派綁架，徹底反對奧巴馬政府。基於反帝國主義立場，我們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對其他國家的介入──不管口頭上持什麼樣的藉口──所以我們堅決地反對美國介入敘利亞及利比亞政局。但明顥地，為了不想右翼上台，許多居於搖擺州份的人選擇投奧巴馬，這也是也合理的選擇。
2012年大選那年，《Jacobin》編輯部並沒有就此定下明確的立場，但我們當中大部份人都認為，該年的選舉沒有任何候選人值得支持。我們當中大部份人，如非搖擺州份選民，都選擇投給非民主黨、非共和黨13的候選人。
那次總統大選不像別的工會或進步組織的選舉，並沒有真正進步選項。在搖擺州份投給奧巴馬似乎是挺合理，但這個決定，必須是基於為左翼政治造就機會的大前提而作。
《Jacobin》的下一步是什麼？
我有一個三年計劃和一個五年計劃。預計再過三年，我們的付費流通量將達25,000份，相近立場的評論刊物從未達到過這樣的高峰。然而除非政治環境劇變，《Jacobin》的流通量增長到某個頂點後，就將難以再找到新讀者，但我相信這個頂點一定遠高於25,000份。你想想《Adbusters》，但靠操作恐共情緒、標題黨和搶眼的設計，都能出版100,000份──Jacobin的頂點一定不止於此。
我打算參考當年J.A. Wayland創辦的《The Appeal to Reason》的運作模式。這本雜誌持社會黨中相對右傾的立場，是美國史上傳播量最高的社會主義刊物，1900年代常刊流通量超過五十萬、特刊過百萬，居全國第四。當時他們的讀者群，組織成一個個網絡，號稱「Appeal軍團」，訂戶會在讀完後自發性將刊物重售出去。我們可以建立類似的組織，而其他商業媒體不能用這種方式傳播。
我們現已在做各方面的安排，支援我們擴大訂戶，例如寄出二十萬份實體刊物的物流系統、建立我們自己的網上付費牆、訂戶管理系統。讀書組方面，短期目標是能夠籌錢多聘一個組織者，現時一個員工獨自要組織這麼多讀書會，負擔實在太重了。當然，我也希望可以在聘多些編輯、製作人員分擔工作，多付稿費給寫手。
但《Jacobin》終究是個政治企劃。擴大流通量並不是目的本身，我們希望為一種社會主義的立場豎立旗號，吸引其他人加入，帶來政治視角，並希望在將來的運動中有一定位置，雖然作為一本雜誌，《Jacobin》大概只能當輔助角色，不是直接動員的組織。社會主義運動最需要的，終究是街頭上的行動者，以及一個黨派。
這就是你的五年計劃嗎？
那大概是二、三十年計劃吧。其實如果在我有生之年，美國能有5-7%的人口，自命為社會者或堅定地支持社會主義候選人，我已感慶幸。美國是全球帝國主義的中心，如果能在這裡建立一股力量，將為世界各地無數基進者創造空間，令資本主義能夠在其弱點被打破；之後我們才能為下一步作準備──不再是被動地回應資本主義帶來的危機，而是主動地利用危機帶來的機會。
- George Orwell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加入POUM為義勇軍，對抗佛朗哥法西斯政權。詳見其自傳《Homage to Catalonia》。
- Isaac Deutscher所著關於托洛茨基的傳記
- 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以激進著稱。至於黑雅各賓則是同期的Toussaint L’Ouverture，他是黑奴出身，受法國大革命的自由民主精神感染，卻不為其他法國革命黨人接納。他的精神之後被海地革命黨繼承。
詳見C.L.R. James所著的《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 【原文註】見Class Action: An Activist Teacher’s Handbook, New York 2014—a booklet produced by Jacobi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TU—and Micah Uetricht, Strike for America: Chicago Teachers Against Austerity, London and New York 2014。
- Jacobin該篇文章，見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4/05/the-next-portuguese-revolution
Mark Bergfeld, ‘The Next Portuguese Revolution’, Jacobin online, 22 May 2014. - 【原文註】Michael Gold（1894-1967）是Itzok Granich的筆名，CPUSA的骨幹，《Daily Worker》上的專欄作家。以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文化現像批判知名。
- Frankfurt School。是以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中心」為中心的一群社會科學學者、哲學家、文化批評家所組成的學術共同體。二戰後移至美國後，以文化批判聞名。
- Peripheral States。在世界體系（World System）或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的理論框架中，在帝國主義中心邊陲的發展中國家被帝國主義中心剝削。帝國主義中心當然為美國。
- 1930年代民主黨總統羅斯福推行的經濟政策，對抗大蕭條，主要為對窮人及失業者的救濟，及對金融業規管。未有挑戰資本主義本身的結構，只能延後其經濟危機。
- 1930年代民主黨總統羅斯福推行的經濟政策，對抗大蕭條，主要為對窮人及失業者的救濟，及對金融業規管。未有挑戰資本主義本身的結構，只能延後其經濟危機。
- 1960年代民主黨的口號，主要為發展主義路線
- Social Goods, 指實際上是公營，但像私營產品一樣傳播的產物。私有化前的地鐵服務就是例子之一。
- 美國兩黨獨大，基本上國會和總統選舉主要的競爭只存在於民主黨及共和黨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