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度的四界盃，又是清算仆街國際足總以及其贊助商的時候了。一如以往，我最期待的世界盃新聞不是國家隊陣容、戰術分析、球員訪問，而是令主辦方最尷尬的：貪污舊聞鞭屍、主辦國反世界盃遊行、轉播費贊助費收入大揭秘……
這樣的喜好是有點「難哽」的，正值體育盛事期間把這些問題重提，就更難免有破壞氣氛的效果。其實大家都只是想安安樂樂睇場波，大家都很清楚世界盃和國際足協的問題，為什麼要搞到大家看場球賽也要這麼凝重呢？
不過，怎樣才算是「安樂」呢？那些「污糟邋遢」的部分，我們盡量放在視線最邊緣的位置，嘗試在看到但又看不到的情況下暫時忽略，是否就可以「安安樂樂睇場波」呢？要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弄清楚，高層貪得無厭、壓榨勞工、賺錢大於足球的情況是怎樣出現，究竟是為了服務誰人的利益，犧牲了哪些人的利益，而作為觀眾的我們又是否真的置身事外？
成立之初：人道主義者的心血結晶
對於不少球迷，尤其是較年輕的球迷來說，世界盃的記憶總與廣告、贊助商、收費電視等元素分不開，仿佛沒有了這些賺錢的元素就不算是世界盃。參考國際足協秘書長薩莫拉（Fatma Samoura）為國際足協 2016-26 計劃書撰寫的導言，就不難發現今天這般商業化的世界盃與其聲稱理念之差距：
「FIFA 的工作主要由三個目標嚮導：
- 投資在各國足協、女子足球以及各種技術，使整個運動得以成長
- 改善所有參與者的足球體驗
- 建立強大的管理機構，捍衛足球的本質」——譯自 FIFA 2.0: The Vision for The Future
然而這並不代表這些理念都是虛構的謊言，也不代表世界盃就是為了替企業牟利而成立。在大幅商業化前，國際足協與世界盃的確是前人懷抱這些理想下創造的結晶。若然不是為了賺錢，那麼世界盃又是在怎樣的背景下成立呢？這就要追溯到世界盃誕生的故事，以及在幕後促使世界盃面世的功臣，時任國際足總主席儒勒斯．雷米 (Jules Rimet)。
作為國際足協的創辦者之一，雷米於1921年至1954年擔任國際足協第三任主席。於1904年創立的國際足協，成立初期的歷史相當波折。在不穩的歷史環境，以及英格蘭足總的冷淡態度下，首兩屆主席花了近二十年時間才把成員機構由七個增至二十四個。有了前人打下的基礎，雷米對於國際足球的理念終能付諸實踐。
雷米的理念，從他在1950年國際足協大會的發言能窺一二：
「國際足協的核心理念：透過足球達致精神和物質上的世界大同，已成功得以實踐。這並不是巧合，而是所有國家足球總會領袖孜孜不倦努力的成果；是各大小球會堅定精神的成果；球證為著信念而不再濫用權力的成果；以及各宗教教派努力邁向同一目標的成果。」
透過國家之間的足球競爭，追求人民健康以及精神上的進步，締造「世界的足球大家庭」……這種揉合了人道主義與理想主義的主張，除了是基於雷米對足球運動的熱情，亦與其基督教徒背景以及戰爭的經歷有關。但上述理念並未推動雷米參與奧林匹克委員會，而是另起爐灶舉辦世界盃。這是基於奧委會堅持由業餘球員出賽的主張。在不少國家，工人雖然能在公工餘時間觀賞足球，卻沒有條件親身下場踢足球。對於一些基建上、經濟上未有普及業餘足球的國家來說，要求他們派出業餘球員出賽，無疑是一種排拒。
在資源緊拙的情況下，1930年第一屆世界盃的選址並沒有太多選擇。而適逢烏拉圭慶祝獨立一百周年，烏拉圭足總不但願意支付所有交通及住宿費用，亦願意與國際足協對分部分收入，使得烏拉圭在不太激烈的競爭下成為主辦國。不過由於遠在南美洲，當時的足總只能找到四個歐洲國家加入，合共組成十三支球隊競賽。往後的數十年間，雖然國際足協的成員國不斷增加，但這種13-16隊的競賽規模，直至197882年仍沿用著。
事實上，在這五十年間，不單是競賽規模，連國際組協的組織規模也沒有大變化。直到第八任主席盧斯 (Stanley Rous) 的任期，國際足協仍是一個只有少小量職員，並且不時出現財政短缺的小型機構。這個情況在夏維蘭治 (João Havelange) 上任後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
商品化的第一代推手
2011年，一宗由記者揭發，牽涉國際足協、奧委會等多個組織，涉及超過五千萬美元賄款的貪污案，終使足球界積存多年的貪污問題獲得世界關注。而祖奧．夏維蘭治，這個在足球界吒咤風雲的人物，亦終於為大眾所熟悉。
作為國際奧委成員及巴西足協會長，由七十年代開始，夏維蘭治的權力與金錢總離不開關係。為了在1974年的國際足協主席選舉勝出，他豪擲數以百萬計美元，到86個國家向當地足協推行拉票，自費邀請20支國家隊聚集於巴西進行友誼賽，更獲得球王比利加入競選活動。1986年，哥倫比亞因經濟危機放棄世界盃主辦權，在多個國家爭相補上時，夏維蘭治及其親信一致決定在墨西哥舉辦，而這正值當地媒體商與體育營銷公司 ISL 簽下鉅額轉播合約。2001年，ISL 破產連帶國際足協面臨財政危機，由夏維蘭治白禮達一手扶植的繼任人白禮達 (Sepp Blatter) 亦被懷疑涉及貪污行為。而這家 ISL 公司的創辦人，正正就是體育用品牌子 Adidas 的老闆達斯勒 (Horst Dassler)，也就是世界盃多年來唯一的官方體育用品贊助商。在任期之內，夏維蘭治為 ISL 公司促成轉播合同，從中撈到的油水，當然不止上述遭揭發的五千萬美元。
相比起貪污及誠信問題，對國際足協影響更大、更深遠的，當然是夏維蘭治在任期間簽下的一連串贊助合同，以致國際足協由當初意圖透過足球宣掦理念的組織，搖身一變成為今天的商業王國。由1975年國際足總與可口可樂公司簽下贊助合同開始，國際足總正式確立與商界的關係，贊助費及轉播費亦開始源源不絕地湧入。在1978年阿根廷世界盃，合共有六家企業成為了國際足總的主要贊助商，當中除了可口可樂，還包括吉列剃鬚刀、精工錶廠等大型企業。1982年西班牙世界盃，歷史上首次擴充競賽規模，把競賽球隊增至24隊；1994年世界盃首次登陸歐洲及南美以外地區，在消費力最強勁的美國舉辦；1998年法國世界盃把競賽規模再度擴張至32隊，這些措施，與其說是「推廣足球」之舉，更大程度是利用足球為贊助商賺取更可觀的利潤。世界盃的總贊助費在1990年己突破一億瑞士法郎，贊助商涵蓋各大消費品範疇：運動品牌 Adidas、相機品牌 Canon、連鎖快餐麥當勞、汽車品牌通用汽車、電器品牌飛利浦……
不過，世界盃飛速的商品化，假如說是夏維蘭治及一手策劃及推動，未免忽視了導致商品化的其他客觀因素。要不是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夏維蘭治即使再貪婪，商品化也不可能如此大規模地發生。
電視機的魔力（或魔咒）
根據官方數字，由1930年第一屆世界盃到2010年南非世界盃，即使經歷兩次規模擴充，總入場人次也是由五十九萬多增至三百多萬人，即四倍左右的升幅。由此數字看，似乎難以看出世界盃擴展程度之快，畢竟球場座位數目有限制，要增加進場觀賽人數，就只能由賽事數目入手。不過離開了競賽場地，走進大氣電波的世界，就是另外一個故事。由1982至1994年期間，世界盃的全球電視觀眾數量由一百億大增至三百億以上，在法國、德國、葡萄牙、英國等國家，世界盃穩穩佔據了史上最受歡迎電視節目頭十的位置。
由此看來，世界盃的知名度能扶搖直上，與全球電視產業的蓬勃發展有緊密關係。雖然在二十世紀初已被發明，但電視機能夠成為家居必備的電器，還是到二十世紀中後期才發生的事。在三、四十年代，未能進場的觀眾只能透過收音機聆聽賽事旁述。到了1954年，歐洲廣播聯盟 (EBU) 在分毫轉播費也不需支付的情況下，首次在電視直播世界盃賽事。在此後的數十年間，全球的家用電視機數目由三千多萬部，大增至九十年代十億以上。電視機亦由歐美發達地區專有，變成南美、亞洲、非洲等地每家每戶都有的家電。電視機生產技術的改良，以至於它的平民化，對於世界盃普及化有開闢道路之效。
所謂時勢做「英雄」，面對如此重大機遇，夏維蘭治當然沒有輕易放過，而首要的工作就是在短時間內大幅增加轉播國家，同時佈下天羅地網式的媒體覆蓋。最能突顯其時國際足總對電視營銷之重視，莫過於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盃。這屆世界盃不但在選址上具爭議性（與 ISL 的瓜葛），在電視轉播方面，不但在超過160個國家轉播，更帶來史無前例數以億計美元的轉播收入。當年為了遷就歐洲觀眾，即使在墨西哥的炎夏也堅持於正午開賽，令球員要於38度以上高溫作賽，當時效力意甲拿波里的阿根廷球皇馬勒當拿表達對足協不滿，曾說過這麼一句說話：「這是吃意大利餃的時間，不是踢球的時間！」
去殖民化下誕生的新晉足球國家
二戰剛結束時，國際足協的成員數目為54個，到1974年，國際足協的成員數目大幅增至140個。純粹從數字看，如此增幅無疑驚人，不過只要查看這些新加盟的國家名單，就不難理解這次擴張的原因——這90多個亞洲、非洲及中美洲國家，都是在戰後去殖民化浪潮下，建立屬於自己的足球總會並加盟國際足協的。
這股浪潮先是從亞洲開始。自從1947年英國從印度次大陸退出，印度、斯里蘭卡及巴基斯坦就相繼成為國際足協的會員。及後緬甸、新加坡、印尼等東南亞地區，以至南北韓、香港及西亞各國加入，使得四五十年代期間國際足協的亞洲成員大幅增加。另一方面，自1958年開始的十年內，非洲合共有31個國家加入國際足總，而中美洲國家如波多黎各、千里達等亦於五十至六十年代加入。
遍佈全球的成員網絡，加上六十年代末已不俗的世界盃收視，可見早在盧斯任主席的時期，世界盃已有相當條件進行擴張。然而盧斯當時幾乎完全無意提高足協的商業收入，一心只打算改善球證及教練質素，加上其對於非洲及中美洲國家的偏見，導致世界盃的擴張並未成事。
這些國家加入國際足總，對於夏維蘭治的商業化計劃構成重要助力。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均有國家代表對盧斯領導的足協感到不滿，直接為夏維蘭治打下了選票基礎。而且這些新晉國家能夠參與世界盃競爭，直接提高了當地的世界盃收視率。在1982年前，歐洲及南美洲以外的參賽國通常只有兩至三隊，其後持續增加至今天十隊以上。
全球經濟危機的減壓閥
不過，要認清國際足總發展的主要動力，還是要放在當時的世界經濟形勢下去看。20世紀下半葉二戰完結後，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開始進入新的週期，先是經歷戰後至60年代中期的高速發展擴張，一直到70年代呈現衰落趨勢。在這個時期，傳統製造業的自動化更趨成熟，加上在大型資本互相吞併構成的強大生產力下，資本家要阻止過度生產的危機，確保產品能夠暢通無阻地套現成為利潤，比起先前的時期困難得多。因此，對當時的資本家來說，透過跨產業的資本擴張，甚至讓一些傳統工業以外的活動也服膺利潤原則，就是他們的救命草。在這個時期，我們不但開始看到同一個企業同時涉足航空業、鋼鐵製造業、電器業、保險金融業、以至地產投機等看似互不關聯的商業活動，更能觀察到一般被理解為「文化產業」的行業，如電影、文學、高等教育，也開始成為企業創造利潤的工具。在基本存活條件以外，把文化、運動等工人階級辛苦爭取回來的空間，吸納到商品生產流通的過程，就是資產階級延緩危機的主要辦法之一。而足球的商品化，以至世界盃的商品化，也必須置於這個背景下視察。
夏維蘭治的營商頭腦、他本人與商業世界千絲萬縷的關係、以至於他的貪婪性格，當然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也不能完整解釋為何世界盃商品化契機的出現。既然一如上述所說，商品化的壓力早在 5, 60 年代經已存在，那麼為什麼要到 70 年代中期才像河水決堤般爆發呢？
70 年代，以1973年石油危機作為爆發點的經濟衰退潮正籠罩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當然石油禁運，以至油價飆升都遠非整個衰退潮的肇因，70 年代的經濟衰退在60 年代的增長期早已播下種子。不論是工業擴張所團結的城市工人階級，抑或是經濟發展下對於石油需求的增加，都逐一引證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週期性，以及經濟危機之必然性。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在戰後一直高企的增長率及低失業率不再，取以代之的是一度突破 20% 的通漲率。
而夏維蘭治的「霸業」，也是在這背景下達成。時值冷戰時期，為了防止經濟危機演化為資本主義崩塌的契機，各地政府也推出了一連串打擊工人階級的緊縮及私有化政策。不過，比起政府，反應更迅速的是資本的反撲行動。回望世界盃商品化的進程——夏維蘭治1974年當選、1975年首次簽下鉅額贊助合同、1978年與六家企業建立贊助關係、1982年擴大競賽規模至24隊，種種巧合得不能再巧合的跡象，實在難以不得出如此結論：世界盃的擴張，就是在全球經濟泥足深陷下，把原屬工人階級的娛樂活動收編成商品促銷渠道，為了刺激消費而推行的維穩策略之一。
白禮達時代及其後——堅決擁護商品化總路綫！
1998年，歷時24載的夏維蘭治皇朝終劃上句號，取而代之成為國際足協主席的，是夏維蘭治一手提拔的白禮達。國際足總在2015年爆發的貪污醜聞震驚全球。白禮達在事件中的角色、以及其負上的代價，即使是較年輕的球迷大抵也聽聞過。詳細數出所有貪污事件並非本文目的，因此這裡只嘗試列舉其任期內一些具爭議性的世界盃事件：
- 2000 年國際足協就 2006 年世界盃選址投票，大洋洲足協高層的意願是讓南非贏得世界盃主辦權，但負責投票的會長丹普西 (Charlie Dempsey) 居然在關鍵時間離開會場，變相令德國以一票之微僅勝南非。
- 白禮達承認，在2010 年，國際足協在投票前已內定2018 年世界盃選址為俄羅斯。同時卡塔爾獲選為2022 世界盃主辦國亦涉嫌牽涉賄賂行為。國際足總就此次選舉作出「道德審查」，發現確實有國家違犯了行為守則，但由於「不影響選舉的公正性」所以不作重選。負責進行調查的律師忿而退出足協。
- 2015 年，瑞士警方發現白禮達以低價把世界盃轉播權售予加勒比海足球聯盟，而該聯盟的會長正是前國際足總高層，因貪污而惡名昭著的華納 (Jack Warner)。
- 2010 – 2022 年世界盃的場館建設皆牽涉嚴重壓榨勞工的情況：2010 年南非世界盃剋扣工人達九成工資；2014 年巴西世界盃以夷平貧民區作為代價興建新場館；2018 年俄羅斯世界盃使用北韓移民工，工人在家人安危受威脅下被迫工作；2022 年卡塔爾世界盃，在酷熱天氣下平均每日有一名建築工死亡。
種種跡象所展示的，並非個別高層自肥的貪污行為，而是整體的發展趨勢。白禮達及一眾足協高層的行徑，只是把夏維蘭治時期開始的商品化方針走得更徹底。隨著世界盃品牌的樹立，成為鉅額利潤的保證，政府人員、電視台、建造業、贊助商等勢力為了分一杯羹而進行的非法行徑已由異數成為常態。這只是證明了，在商業競爭的邏輯面前，即使是法律、倫理、道德，也只是在賺錢的前提下才得以遵守。而當中受害的除了是球迷，更是製造球衣的工人、建造球場的建築工、以及一切被迫為世界盃而犧牲的窮人。
結語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卡．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本文所鋪陳的歷史也不例外。作為國際足總的標誌性人物，以及商業化浪潮的領頭，要把夏維蘭治說成歷史罪人，甚至像吳三桂般的梟雄，實在是相當合理的結論。然而本文並無意再度確認夏維蘭治的梟雄形象，更非意圖沖淡夏維蘭治及其繼任者的罪狀。真正值得探討的問題是：究竟是怎樣的客觀條件導致這樣的意志產生？又是怎樣的環境導致它得以實踐？而解決這個問題，就是為了認清世界盃與我們的真實關係。今天的世界盃並非夏維蘭治一人的產物，亦不獨是國際足總貪婪成性的結果，只要提高利潤的條件及壓力仍然存在，工人階級生活的各方各面就難逃被收編的壓力。而抵抗世界盃的商品化，亦不獨是在於防止小部分人自肥，而是要捍衛一個不以剝削和掠奪為前提，真正屬於工人階級的足球賽事。
篇幅所限，文中尚有不少問題未能完整解答，尤其是夏維蘭治時期擴張的客觀條件，理應比本文提到的更多，而事實上，不論是電視產業的發展，以至亞非拉各國的去殖民化，也很值得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對於電視業發展及去殖民化的歷程，我們應抱持怎樣的態度去看待呢？這很取決於我們站在什麼立場去支持或反對。即使是電視業的發展也能有兩面：改善資訊傳播、鼓勵文藝創作的一面，以及引誘人民透過消費麻醉自己的一面。不過這並非本文的重點，還望日後有機會再探討。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所謂「安安樂樂睇場波」，所指的是什麼？假若所指的是要純粹從競技層面觀賞世界盃，把贊助商、貪污、壓榨工人等「污穢」的部分拋諸腦後，讓世界盃成為忘卻勞碌生活的逃生門，那麼，這篇文章對於抱持這樣想法的人來說就是公佈了一個絕望真相：意圖把削剝、宰制、商業化的部分切割開去，是不切實際的。因為今時今日的世界盃，就是作為宰制工人階級的器具，就是為了維持現狀（甚或更差）而存於社會上。我們打開電視能看見世界盃直播，就是是因為它能把無數工人階級僅餘的精力引導到最無威脅性的地方——消費。而裝作見不到這些問題，又或者認為自己能夠「出淤泥而不染」，就只是掩耳盜鈴而已。
道理說到這裡，抵抗與否的問題就顯得特別迫切。究竟是要繼續麻醉自己，嘗試欺騙自己並非完全順從，還是要拋下僅有的包袱，捍衛自己的利益呢？這就是各位讀者不能迴避的抉擇了。
參考文獻：
Fifa 2.0: The Vision for the Future
The World Cup: Evolution from Celebration of Football to Money-Making Exercise
Jules Rimet: The man who kicked off the World Cup
The Rise and Fall of Sepp Bl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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