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基本上都是被人當作一場慘劇,然後我們應該努力地紀念它。但其實六四首先是一場社會運動,而且是鄧小平時期幾十年來中國最大規模的民間運動,從各方面看都是非常難得。所以我們不應該只是報以同情,反而應該看看可以從這場運動之中學到甚麼,有甚麼值得參考,有甚麼需要避免。
一、要將生活與工作空間政治化
八九年的這場運動,規模其實到底有多大呢?在運動初期,例如四月廿二日的胡耀邦追悼會上面,至少就有五萬名學生參與。在五月中左右,到廣場支持學生的北京民眾,就更有上百萬人。
但問題就是為甚麼那麼快,就能聚集起這麼多學生參與這場運動?回望報導,這似乎不是竭力組織的緣故,反而是在一開始就有大量學生,然後才需要再匆匆建立組織,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看研究八九民運的學者趙鼎新的研究。他認為除了各種社會條件之外,一個被忽略但極重要的原因,就係大學宿舍的環境。大量的學生聚集,令資訊傳播與動員都容易得多。在他的著作《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裏面,第八章中就有非常詳細的描述,北京有67所高校,大部份都在海澱區。而大部份學生都是在宿舍生活,一片宿舍區就有差不多一萬人,於是那兒就形成了非常緊密的人際網絡。而在學運期間,宿舍就是政治意見的發酵地。根據趙鼎新的訪問,就會發現他們不單止會在宿舍討論與動員,同學往往會以宿舍為單位行動,甚至互相競爭,更會造成群眾壓力,鄙視那些不願意出來的同學。
如果用網絡分析的框架,那麼八九學運就是有兩種網絡形態,一種是以積極份子為首的動員,即是我們時常會聽到柴玲、王丹那些。但另一種就是以宿舍為基礎的動員。
這對我們有甚麼啟示呢?今日大家對香港社會運動動員的想像,基本上都是網絡動員。但我們知道這方法並不是太有效,於是很多的回應就是要組織、要回到社區之類的說法。然而,組織並不是那麼容易,其實有許多客觀條件下的限制。在這樣的前題下,活用既有環境帶來的優勢就至關重要,辦公室、鄰舍,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空間。問題是香港的情況,這些空間都被非政治化了。如果集中些講學運,八九時北京的大學宿舍是非常政治化的,但是香港的大學宿舍,通常是用來休息、玩樂。這些集體生活的空間,偏偏極少政治意涵。這些應該是我們要嘗試改變的地方,而這是我們可以參考北京學運的地方。
二、必須聯合其餘社會階層,不能搞純粹學生運動
其實初初整個八九學運,尤其是在運動初期,不少學生領袖,總是某程度上想將運動保持為所謂純粹的學生運動,不鼓勵甚至不希望其他社會階層的參與,要突顯學生的純潔性。例如在遊行的時候,往往會手繞著手,不讓廣大市民加入遊行隊伍。在五月中期之後情況有所改善。但整體而言,在論述上,在具體組織上,也不單止是以學生領導。而是近乎全面掌控整個運動
其他市民,可以捐錢、可以支持,但上下先後都是劃分得很清楚,這些都很難不說是知識份子的精英主義。
當然,他們會說這個情況也是其策略考慮。對於某部份學生領袖或者知識份子而言,運動策略的終極目的,就是影響中共內部的派系鬥爭,幫助「改革派」。他們認為如果事件擴散到社會大眾,引發起社會混亂的話,那就會引起整個中共極大的反彈。但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判斷,因為如果運動本身無法引起廣泛社會支持與動員的話,中共高層根本不會害怕,不會作出任何實質的讓步。中共真正害怕的,不是4百萬的高校學生,或者一小拙的知識份子,而是害怕他們可以帶動數億的工農。
談回香港,香港的學生運動一向疲弱。佔中以後,基本上相關的行動都是非常小型的,但隨住本土派思潮冒起,為了與所謂泛民或是左翼劃清界線,學生還更是甚少連結到其它組織的。這明顯地是自絕於群眾,觀乎外國,成功的學生運動,例如智利的反加學費運動,是一定要結連其他社會群體的。這樣係是比八九學運更進一步,不只是希望要市民的支持,而是真正希望與市民連結,希望抗爭可以發散開去。這樣其實就是比八九更進一步,不只是希望要市民的同情和支持,而是希望組織和抗爭,可以散發出去。學生是會支持其他組織本身的訴求,然後再謀求統一的戰線,互相支援。唯有這樣才可以真正撼動既有的當權者。
三、民主運動不能空談自由法治,必須有社會意涵
承接之前所說的,八九學運的學生,除了在組織上甚少與其他社會階層合作之外。係整體訴求運動同方向上,都沒有顧及其他階層。在訴求上,打倒貪腐、要新聞自由、正面評價整場運動,這些廣大市民都不會不支持。但其實除了反貪腐以外,但這些均沒有直接針對改革開放市場化帶來的種種結構性的壓迫,通漲、失業、福利保障的削減、貧富懸殊。因為追求利潤帶來的壓力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北京以至廣大中國工人農民面對的深層問題,但運動本身沒有直接針對這些問題,反而只是突顯了知識份子的視角。必須要承認的是。當時中國的大學生同知識份子,始終屬於相對精英的階層,其社會訴求同大般市民大眾會有一定的距離。大學生的光環的確可以激起市民的同情,但如果運動不能直接連結廣大市民的問題的話,運動的力量始終有限。當然,八九運動的失敗,終極原因還是中共。這點是無容置疑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埸運動可以有更大的潛能,而這點是沒有實現出來。
說回我們可以學到甚麼,嚴厲些去說,香港的民主運動一直以來都沒有吸取八九的這點教訓。多年以來,那怕偶爾我們會提到民生,但香港的民主運動的訴求,沒有脫離抽像追求民主自由的範式。最經典的議題,總是當權者的打壓,對言論自由、法治的執著等等。同樣道理,普通市民不見得會不支持這些訴求,但這一套民主論述,並沒有針對普通市民。因為香港奉行一個極端的資本主義所帶來對的種種問題,例如極高的工時、極低的福利、沒有勞工保障、地產資本的霸權令到買樓租樓都昂貴至極。這些問題是會被提及的,但永遠不是民主運動論述的核心
而這個問題,隨著時間的過去顯得越來越嚴重。泛民的整體得票開始下滑。更重要的是整體投票率的下滑,總計大概只有八成的選民登記,意味著超過六成的市民完全拒絕參與選舉。要真正扭轉這個情況,就唯有從根本扭轉民主的論述,要說清楚民主並不只是抽象的自由,例如民主就是可以用政府的力量介入樓市,令房屋不再那麼昂貴。民主就是為了回購地鐵,讓它不可以隨便加價,這樣才不會再走當年八九學運,只談抽象民主自由的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