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稿】全州罷工是怎樣鍊成的:記亞利桑那州如何成功組織罷工 | Eric Blanc

原文鏈結:Arizona prepares to strike

翻譯:覃俊基
校閱:張依琪


26/4,罷工首先,亞里桑那國會大廈外
(相片來源:教聯組織者Noah Karvelis的Twitter)

亞利桑那州的教育工作者將於今天開始罷工,要求加薪及增加學校撥款。這很可能將是近來最大規模、最驚心動魄的教育罷工。

亞利桑那州的教育工作者(註一)已經預備好今天開始罷工。亞利桑那州的教育系統覆蓋近100萬名學生,該州罷工將會是在這次罷工浪潮中最大規模的。估計這次罷工亦會是最具爭議性的。

幾年以來,亞利桑那一直是一連串保守政策的試點——如裁減富人的稅項、學校私有化、具種族主義色彩的鎮壓移民政策。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要有個龐大且持久的罷工,才能迫使亞利桑那的共和黨精英接受教育工作者加薪,及增加學校撥款的要求。

雖然政治形勢不利,亞利桑那又沒有強大的工會,但這裡的教師與員工已預備好抗爭。在一群年青而且具戰鬥性的底層員工帶領下,數以萬計的教育工作者在短短兩個月之內形成一股強大、有組織的力量。現在,鬥爭雙方均有相當力量,而且不會妥協,可以預期亞利桑那即將發生一場特別爆炸性的政治鬥爭。

公共資源,應投放何處?

亞利桑那的公共教育系統,在多年的緊縮政策下已到了臨界點。學生與教育工作者均要面對一連串的問題:班級人數過多、爛掉的書桌、搖搖欲墜的天花、過時的教材。有位老師指出她班房中的地圖還標示著蘇聯的存在,另一位老師則點出學校教科書上,喬治布殊還是總統。

運動的組織者之一,23歲的小學音樂老師Noah Karvelis勾劃了當下的情況:

日復日,我們沒有給予同學足夠的資源——每一個在亞利桑那的學生都面對這個問題。正因為這樣,我們拋棄了整代學生的教育。我們的公共教育系統面臨崩潰。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我們正處於危機之中。

亞利桑那的低薪可謂臭名遠播。州小學教師的薪金全國排行第50,中學教師則排49(註二)。算上通漲,教師自2010年起計,薪金下跌了10%。即使現在亞利桑那成功爭取加薪百份之20,這還未追得上全國教師的平均薪金。

可以預期的是,亞利桑那非常缺乏教師。該州有超過2,000教職空缺,而有3400教職位是由沒有正統資格的人仕擔任。單由2017年8月起計,就有超過1,000教師辭職。一位在西非拿西學校的老師Rebecca Fligelman Garelli,是基層員工之中的領袖。她解釋道:

在我的日常經驗裡,教師短缺代表著如果有一位老師辭職,該職位持續懸空,那學生們就會被分到別些班房。所以那天我班上的學生便由32人增加到40人——我甚至沒有足夠的椅子。

多年苛刻的削資令亞利桑那的學校相當慘淡。現在州內每年的教育經費,比起08經濟危機前還要少了11億美元。該金融風暴摧毀了房地產升幅帶來的稅收。每位學生所能獲得的教育經費,自07-08年度起一直下跌:現在亞利桑那在全國排行48。

雖然亞利桑那的撥款危機自08經濟危機開始出現,其根源可是更加深遠。大量的監禁是重要原因之一。亞利桑那州政府囚禁拉丁美裔與黑人的比例奇高,致其監禁率在全國數一數二。該州的懲教署的每年開支高達10億美元——是州總開支的百份之10。她可是少數的國家機關能在經濟危機以後,還能持續獲得增加撥款的州份。

近20年對富人與企業的減稅可謂同樣的災難性。亞利桑那教育協會主席Joe Thomas,在4月19日宣告即將罷工的新聞發佈會上便道:

這就是每年都在玩的遊戲。減稅、減稅、減稅——然後一年之後,就沒有錢給學校了。我們不想再玩這遊戲了。立法者需要重新駐資,將在近10年來他們由學生、學校手上偷盜取的數十億美元重新放回教育上。讓我們取消那些減稅措施吧——付得起錢的人,就應該付錢。

自1990年起,亞利桑那的立法機關只有一年沒有減稅。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表示,這些年間的減稅措施,以2015年作標準的話,令州損失了近40億美元的收入。雖然力推這些政策的旗手是亞利桑那的共和黨員,但民主黨也是難辭其咎。例如前州長民主黨的Janet Napolitano,便與有著立法多數的共和黨合作,推行了近5億美元的稅項減免。

以上的減稅措施,可謂與全國最誇張的私有化政策肩並肩。近17%的亞利桑那學生現在就讀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註三),是全國平均的三倍。其中一個結果就是種族隔離的重新出現:雖然有44%的亞利桑那學生是拉丁美裔,但特許學校之中只有36%。

在Betsy Devos(註四)的財政支持下,州長道格拉斯.杜思大力推舉學劵及特許學校,以代替亞利桑那嚴重缺乏資源的公共學校。就如Noah Karvelis在2017年一篇評論中提到:

這樣推舉私有化學校,即特許學校,就像是個資本主義精英的烏托幫夢想正在成型…太多時候他們更像一所私有化的企業,脫離了社群的操控,由CEO與商人把持,目的就是為了賺取利潤。

運動的生成

雖然公共教育急促衰敗,但一直沒有出現大型群眾抗爭——直到現在。自1946年,亞利桑那一直是個「反工會會費法」(註五)的州份,其工會運動與勞工傳統均是相當薄弱。與西維珍尼亞與奧克拉荷馬不同,亞利桑那從來沒有經歷過全州教師罷工。亞利桑那教育協會(下簡稱工會)——亞利桑那主要的教育工作者工會——僅代表了全州共6萬的教職員之中的2萬人。

由於沒有具影響力、也沒有組織的另類可能,亞利桑那的學校僱員的態度多是順從而不是反抗。Garelli這樣描述整體氣氛:

我的家庭在上一年才搬到亞利桑那,我便立即和這裡的同事時討論我們的學校危機。我來自芝加哥,是一個有工會傳統的城市,而我也參與了2012年的罷工。我因此知道我們不一定要啞忍。我的芝加哥血液在沸騰。雖然這裡的人並不開心,大家還是有著非常被動的思維。同事們不斷告訴我:這裡是反工會會費州份,我們甚麼也幹不了。

別處的成功抗爭,會激起本地的勞工行動。這在美國歷史上已出現多次。Garelli解釋道:

大家都害怕對抗這龐然大物——然後西維珍尼亞的罷工出現了。突然間,催化劑就來了。他們都幹了,為甚麼我們不行?所以在3月的頭幾天,我透過臉書聯絡了西維珍尼亞的罷工領袖Jay O’Neal——我們討論了他們如何組織罷工,以及我們在亞利桑那可以如何做到。

Garelli在網上聯絡Noah Karvelis。他在2月27日在Twitter上和阿湯討論出「為教育穿紅」(Red for Ed)的行動。在3月4日,Garelli與Noah Karvelis一起創立了臉書群組「亞利桑那教育工作者聯會」(Arizona Educators United, AEU,下稱教聯),其中核心成員是一小堆基層教師義工。雖然教聯的9個管理者之前從沒有親身見過對方,他們很快就建立了全美國其中一個最活躍的勞工組織。

被問及為何教聯在過去兩個月的組織會如此出色,Noah Karvelis回應道:「其實一開始真的非常困難,但西維珍尼亞的經驗基本上給了我們一個相當有力的藍圖。我們可以向他們學習,如何行動,如何爭取勝利。現在我們正實踐從他們身上學到的東西。」

Noah Karvelis大概是過於謙遜了。任何人如果對「『具戰鬥性的少數』工會激進份子如何可以建立職場力量,以及罷工的風潮」的問題感興趣,那他們就應密切研究教聯近兩個月的組織狂潮。透過清晰的戰略,具創意的策略,教聯對底層教育工作者的組織程度,超越了西維珍尼亞,更不用說奧克拉荷馬——該州的罷工缺乏在校動員與組織,而這亦成為一個嚴重的政治阻力。

教聯先由小做起:她邀請教育工作者們在3月7日(星期三)穿紅色。這行動慢慢流行起來,以後每星期三都有這樣的行動。及後,Garelli呼籲教育工作者及其支持者在自己的車、小生意、房子上放上支持的訊息和紅色的標記。「這看似是很普通的要求。」她解釋道,「但他們可以協助普通市民克服自己的恐懼,也讓他們感到不是那麼孤單。如果你沒有信心去參與小型行動,你又怎麼可能有機會參與大型的職場行動?」

下一次的動員是3月12日——州長杜思每月到電台訪問的日子,行動就是到電台抗議。兩星期後的一個下午,數千人到了州首府集會抗議。教聯就在當刻宣讀自己的要求:加薪百份之20,恢復自08年起削去近11億美元的教育資助,還有停止減稅。情況顯然逐漸升溫。不少示威者均拿起標語:「不要迫我們用西維珍尼亞的方式來對抗你」。

在不同行動的動員過程中,Red for Ed行動開始有系統地在每所學校建立「學校聯絡人」。這點子乃來自Garelli自己在芝加哥教師工會的經驗。「2012年芝加哥教罷工的時候,我只是一名會員,但我學到了很多如何建立在校力量的方法。我發現你需要在校舍建立一些實體組織。只有這樣,在你按下「去吧!」的按鈕,真正發動行動之際,你的出撃才會有力。」為了評估其組織力,以及建立、爭取家長的支持,在4月4日教聯組織了學生,上學前在自己學校門外集會(Walk-ins)。翌日,教聯連同工會聯合發了公開信,要求州長與他們見面,以及商討他們的要求——至今杜思還未接納。

至此,教聯的領袖開始提出罷工的可能,另一方面同時不斷發動更多的群眾行動建立社區支持。在4月11日星期三,亞利桑那超過11萬的教育工作者、家長、學生參與了以上提到的校外集會。不同的學生群組,包括Phoenix March for Our Lives,已公開支持整場運動。引述一個圖森中學學生Patrick Robles的說法:「我的老師曾經支持我,現在,我會在糾察線(註六)上支持他們。」另外兩個組織,亞利桑那家長教師聯會及反學券保衛我們學校聯盟也大力支持Red for Ed。

受集會的龐大人次所鼓舞,教聯的領袖在4月15日宣佈進行全州罷工投票。經過數天在每間學校投票以後,教聯及工會領袖在4月19日的聯合記者發佈會上公佈結果:超過57,000的教職員投票,其中78%支持罷工。在如此鮮明的支持下,Red for Ed的領袖們宣告罷工將會在4月26日開始。

根據一個當地電視台的非正式的統計,超過63%的市民支持罷工——對於一個被視為共和黨堡壘的州份,這本身就是不小的成就。從亞利桑那一個教育工作者Warren Faulkner的Twitter訊息中,我們可以把捉到當地的對抗情緒,以及集體激進化的闊度:

我是一個共和黨員,也是一名保守派。我在中學任教數學已達27年,罷工大概是我最後一樣想做的事情。但這個星期四我會罷工。真的夠了…我喜歡我的工作,也喜歡我教的學生們。我不想罷工,但為了學生們我會罷工。

教聯的組織強度及其認受性,將這個看似只由普通老師構成的鬆散組織,轉化成一個像工會的組織。誠然,一篇財富雜誌上報導這場即將發生的罷工的文章,就天真的假定了教聯就是亞利桑那的兩個教師工會之一。

其中一個令Red for Ed得以急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就是工會的支持。不少教聯領袖及其學校聯絡人其實都是工會的地區活躍份子。更令人驚訝的是,工會主席Joe Thomas及副主席Marisol Garcia均強烈支持整場運動。

一般來說,工會幹事對普通員工自行組織的運動,都充滿著不信任甚或敵意。但這居然沒有在亞利桑那出現。當我問及Thomas工會對教聯的支持時,他便回應道:

誰達陣並沒有關係,我只是想勝出。我們需要站在一起——我從沒有想過其他。所以當我們見到教聯冒起,我們立刻想去支持她。我們和她的領袖傾談過——這裡有著真正的團結。

這樣的成功可謂與奧克拉荷馬形成強烈的對比。那裡的工會與普通員工網絡通常分開工作,甚至會互相攻撃。在西維珍尼亞,雖然那裡有更多合作,尤其在地區層面,但工會幹事始終維持著他們運動正式領導地位的角色。

亞利桑那並不是這樣。「教師就是整場運動的領導者,我們帶領著運動。」Garelli說道。「但工會是我們的盟友,而且給予我們相當的支持。」Noah Karvelis同樣強調工會給予了相當重要的組織資源、策略建議,還有關於撥款問題的解決辦法:

工會的協助極其重要。他們和我們合作的態度好得難以置信:他們讓我們保留在運動的位置,即令整個運動百份之一百由普通老師帶領。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合作——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參照的例子,尤其是對其他「反工會收費」州份。

要求與辯論

哪怕Red for Ed有著相當的能量,這次罷工的勝利肯定不會來得輕易。數十年來,有著雄厚資金,支持私有化的勢力不斷在亞利桑那投放資金與政治能量——而他們已經開始強烈反撃。針對教聯及即將的罷工的抹黑運動已開始出現。共和黨在亞利桑那的領袖、亞利桑那商會,還有一系列的保守公共關係公司均宣稱罷工投票是受操控的。

與此同時,州長以及一些保守的專家均嘗試漠視整場運動,將之視為「政治劇場」,其目的不過是想影響共和黨11月的選舉的結果。右翼人仕攻撃Noah Karvelis ,指他是一個民主黨的「特工」,以及是一個支持社會主義的「極左」份子。「說我是一個政治特工真是荒謬之極。」Karvelis說道。「我是一個初中音樂教師——我真的是每天都拿著布偶唱歌。」

亞利桑那的學校董事會,以及校區管理人對於整場運動的支持,則是比較參差,這與西維珍尼亞的情況很不同。有很多還是支持罷工的,如亞利桑那三個最大的校區,但民選的州屬教育部長Diane Douglas則是公開反對整場運動,以及反對老師將學校「政治化」。坦佩市校區便宣告她們在罷工期間用職員與替工保持學校運作。

沒有一場具戰鬥性且持續的運動的話,要克服以上的困難,迫使共和黨的立法者接受教育工作者的要求將會相當困難。就如奧克拉荷馬,反民主的法律機制,很不幸地給予右翼相當的影響力。根據1992年一項投票結果,在亞利桑那如果要增加收入,需要在立法機關得到三份之二的超級多數支持。如奧克拉荷馬的同僚一樣,亞利桑那的共和黨立法者很有機會忽略民意,等待罷工的完結。

然而,亞利桑那的共和黨精英已經開始支持不住。州長杜思將要在11月競選連任,而他自然感受到民意的強大壓力。在4月11日的龐大集會後,他便建議教師可以在2020年獲得20%的加薪。立法機關還未支持該建議,固引起一定程度的內部爭論。特許學校聯會非常支持該建議,但亞利桑那的共和黨立法委員則對向教育工作者讓步有所保留。立法委員們指出,杜思的提案是根據一個對未來數年相當樂觀的經濟預測,而不是一個可靠的收入來源。為了處理這個問題,一個共和黨的立法委員在4月23日宣佈,他會動議一個預算修正案,提高州的銷售稅1%。

Red for Ed運動拒絕了州長這個建議,因為它違反了某些重要的原則。杜思建議的其中一個中心主張是只給教師加薪而忽略各種職員。Red for Ed從來都是一場包括所有公立教育共作者的運動。在一場由教聯與鳳凰城學校職員代表Vanessa Jimenez 的聯合新聞發佈會上,該代表提道:

[杜思]完全沒有提及其他教育專頁人仕。這令我很是傷心,因為大家都知道要培養好學生是需要很多人的——這裡包括老師與其他職員。當我在思考該建議時,我可肯定這是分化政策。我們是不會被分化的,我們都在一條船上。

Red for Ed 的領袖也堅持必須開源。沒有這個要求的話,要向公共教育撥款,便只能透過削減其他重要公共服務。Marisol Garcia便很清楚的指出:

老師們想從有發展障礙的人中搶錢嗎?他們是想從人文學科那裡搶?還是從全民醫保處拿?這不是老師希望見到的。他們希望亞利桑那開源。

教聯和工會的代表均強調要透過進步的方法來開源。「現在不是沒資源,問題是我們將企業的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上。」Noah Karvelis說道。Joe Thomas便經常聲討整個由學校到監獄的管道,以及需要富人付錢:

我們已經看到數十年來國家財富轉移到企業手上。在一月,Arizona Schools Now,一個我們身處的聯盟,便提出過一系列的可能性如何可以弄到這十億的教育開支。但當時政客們並沒有理會我們。現在有些便在提銷售稅,但我想這場運動不會支持。銷售稅影響的主要是工人階級及中產——這會損害所有我們為之抗爭的家庭。

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知道事件在未來數天、數星期會如何走下去。雙方在政治上都相當堅定,而且有效的組織起來。可以想像這將會是一場持續的、驚心動魄的拉鋸戰。就如Thomas所言,感覺「我們將寫下新的歷史篇章」。

有一樣事情是肯定的:無論事件如何發展,都會對全國的罷工潮造成重大影響。科羅拉多與北卡羅來納已有機會爆發新的罷工。所有的眼睛都會望著亞利桑那。對Rebecca Fligelman Garelli來說,亞利桑那的事件對全國的政治影響是相當明確:

一開始是西維珍尼亞和奧克拉荷馬。我們觀望著,竭盡所能支持他們。現在是我們了,我們罷工是為了勝利。為了那些已準備好抗爭的人,我們需要繼續令運動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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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注

註一 坊間不少報導均會稱之為教師罷工。這是極其不恰當的。主要的組織者便強調過,這是所有公共教育工作者(public school educators)的行動,而不只是教師。

註二 全美共計50州份,可見亞利桑那的數項教育排名,乃近乎全美最低。

註三 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是美國的一種半私營學校。簡而言之,就是一種接受公共資助,但私人營運。特許學校在美國教育界引起極大爭議。一方面,各類財團大力支持這種私有化的教育方式,認為這可以更靈活有效運動教育資源。但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以至教育工作者均指出,這類學校有極大問題。因為其運作極似一所賺錢企業,每每有財務問題,教育質素極其參差,對教員的剝削非常嚴重等等。不少人均將財團大力推舉特許學校,與政府不願加大公共教育開支視為一個銅板的兩面。

註四 Betsy Devos,企業家,現任由特朗普委任的美國教育部部長。早在本世紀初,Devos便是大力推舉美國教育私有化的重要人物之一。

註五 Right-to-work state,直譯應是「工作權利法州份」,但這極其誤導,因為它根本不會保障任何工作權利。所謂right-to-work law的要旨,就是禁止工會強制要求員工成為會員,以及向他們收取會費。這看似理所當然。但實際上,當工會動用集體談判為工人爭取福利,議定加薪幅度的時候,是應用於所有員工的。這也是為甚麼工會理應可以向員工收取費用。Right-to-work的法例,就是極其鼓勵員工作free-rider。按其原意,故譯作「反工會會費法」。

在2018年,全美有28州份通過反工會會費法。但美國最高法院近來審判的一案(Janus v. 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極有機會導致全國的公務員均受「反工會會費法」影響。

註六 糾察線(Picket line),罷工者的重要策略工具。要知罷工可以有多成功,就視乎有多少打工仔拒絕勞動。所以罷工者常會在上班的地方(如工廠門口),成立糾察線,說服工人不要回去上班,以影響罷工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