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民協HEA 而是姚松炎爭不到足夠基層支持 | 沙治

姚松炎在補選不敵鄭泳舜後,姚松炎主張由他自己一力承擔敗選責任。這種態度值得肯定。但這卻沒有令到輿論上指責民協的聲音消失。

本人根據2016年九龍西換屆選舉各票站的選舉結果(可在官方網站找到)和今次補選的選舉結果*,做了一些整理。如果不深入分析,似乎民協真的是罪魁之一。但如果再鑽深一點,則發現姚松炎今次的其中一個敗因,很可能是他無法贏得足夠兩年前投票予泛民的基層選民有關。(注意,其實姚松炎輸的票數不多,所以也不能說這是主要原因。)

首先,相對上屆泛民(包括社民連、何志光、民協、普羅政治學院、民主黨、劉小麗和青年新政)在各票站的得票率,今次姚松炎在約七十個票站中全線下跌。在得票比率中跌幅最多的十個區議會選區(含十三個票站,見圖一),當中有三個的現屆區議員是民協區議員。在這三個選區中,民協名單在前年的得票率分別為13.1%、23.4%和34.5%。而其餘七個現任區議員不是民協籍的選區中,前年民協在四個選區也能取得9.2%至逾20%的支持度。民協在自家地盤放軟手腳的說法,似乎有根據。

但如果我們再看餘下三個跌幅十大選區,就發現這三個區根本不是民協的根據地。不但這三區的區議員不來自民協,民協名單在2016年的更是表現慘淡,沒有一區的得票率及2.5%。這三個區和另外七個得票率跌幅最大區有何共通點呢?答案是:都是窮人區域。根據2016年的中期人口統計,這十個區議會選區中,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最高的是龍坪及上白田區、龍城區、愛民區,金額均是15,000。環境最差的則是富昌區,金額僅得$11,980。

而如果我們看跌幅最少的十個票站(在九個不同區議會選區內,見圖二),則會發現這十個票站所屬的選區,人口結構與跌幅最大者有天壤之別。在這九個區中,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最低的選區是富柏區,但金額也有$16,890。而其他八個選區的金額,最低的黃埔東為25,000,而最富裕的尖沙咀西則高達$50,000。在跌幅最少十個票站中,跌幅最少的五個票站的四個區議員都屬民主派,但另外五個區議員則是建制派議員。

由此可見,前年的泛民選票有多少能過戶到姚松炎,當區區議員是誰當然有影響,但未必是最大關鍵。較大的因素似乎是對於中上階層來說,由原本支持其他泛民的名單轉移到姚松炎身上較理所當然;但這邏輯在基層選民中則難以適用。

順帶一提,富柏區的票站是所有票站跌幅最少的,該區的區議員為公民黨余德寶。該區的入息中位數雖然比跌幅最大的十區高,但高出不多。這是否代表余德寶有秘方令基層的民主派支持者支持姚松炎?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同時也要指出,在2016年,富柏區投給民主派名單的比例只佔有效選票的51.61%。這個數字是九龍西所有票站第八低。兩年前,九龍西有20個票站泛民得票率逾六成。在這20個票站中,包括了全部七個現時由民協成員佔有的區議會選區。事實上,兩年前泛民在九龍西選票最多的十個票站,當中就有六個票站,民協的得票率有一成以上,遠超該名單的整體得票率5.52%。

似乎,民協真的發揮了在基層市民中開拓泛民選票的功能。但如何在有需要時將這些力量轉移給其他民主派盟友,則未必做到。但箇中的責任,則顯然不是應由民協獨力承擔了。

*圖片及資料來源自獨立媒體提供的EXCEL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