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們抬頭仰望:在《最黑暗的時刻》鏡頭語言的背後|洪仕翰

二度欣賞《最黑暗的時刻》時,我發現導演喬萊特(Joe Wright)在片中使用了一個很有意思的鏡頭語言,那就是用俯角的鏡頭,讓畫面中央的角色抬頭仰望天空——

第一次是邱吉爾為了穩定法國人軍心而飛往法國的橋段,有一名法國孩童抬頭仰望。
第二次是駐守加萊、率領第三十步兵旅的尼可遜准將,當他收到那封表明必須戰到最後一人的死亡電報時,他也抬頭仰望。
第三次則是邱吉爾自己,在面對主和派進逼與戰局失利的局勢下,自己也陷入不知道該不該繼續堅持原則的困境,只能心煩意亂地打著傘、在國會屋頂上抬頭仰望。

他們在看什麼?或者說,導演喬萊特想透過這個不斷出現的鏡頭來表達什麼?

從最表層來看,他們抬頭仰望的是畫面中呼嘯而過的飛行器。小男孩看到了邱吉爾的運輸座機、准將看到了德軍的轟炸機、邱吉爾則看到了英國的噴火式戰鬥機。

在這一層意義上,他們所看到的其實是在這場世界大戰中逐漸成熟、左右戰局的關鍵象徵,以及伴隨這些戰爭機器而來的速度與毀滅。但他們仰望的目的卻不止於此。

抬頭仰望,其實也是一種尋求領導與指引的象徵,這也是這個鏡頭語言的第二層意義。在最黑暗的時刻,每個人都想求得一盞指引進路的明燈,以告訴自己該何去何從。那麼該尋求誰的指引呢?那些在「更高位階」的大人物。他們綜觀全局,並在最高的層級上,下達攸關眾生的指令與政策,替國家與人民規劃前進的方向。他們,也就是所謂的領導者。在這個脈絡底下,我們可以說《最黑暗的時刻》就是這樣一部在談論領導的作品。

領導的方式有很多,領導者也有很多不同的類型。希特勒是一種,張伯倫是一種,邱吉爾是一種,哈利法克斯也許也是一種。怎麼樣才是優秀的領導者?或者說,怎麼樣才是最符合當下需要的領導者,就是本片所拋出的問題之一。就像睿智的喬治六世在電影中所說的:「人們需要被領導,而不是誤導。」邱吉爾的領導方式就像頑固的約翰牛(John Bull),他以絕不投降的態度與詞藻華麗的雄辯,激發了英國人民的自豪感與民族愛國心,最終帶領英國走過了最黑暗的時刻。

但是,除了領導者之外,抬頭仰望其實還有第三層解釋的空間存在。在領導者「上頭」,還存在了別的東西。像邱吉爾這樣的領導者,哪怕他擁有多麼鋼鐵般的意志,畢竟也只是個凡人,自然也有質疑與自己內心的脆弱時刻。他又該尋求誰的指引呢?上帝信仰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甫剛接任首相的邱吉爾,在下議院那場知名的〈鮮血、辛勞、眼淚和汗水〉就任演說中,就提到他的政策是運用上帝給予的所有力量來抗戰到底。

同樣的話語在敦克爾克後、也就是影片最後高潮中的〈我們絕不投降〉演說中,邱吉爾也再次重申,這回還加上了一句:「當上帝的時機來到,新世界會挺身而出並用它的力量來拯救與解放舊世界。」所以,邱吉爾是在求神幫助嗎?也不盡然。上帝畢竟是個相對薄弱與抽離的概念,邱吉爾也不是個多麼虔誠的教徒。就像蓋瑞歐德曼(Gary Oldman)所飾演的邱吉爾在電影中向英王喬治六世介紹自己的父親一般:「我的父親就像上帝,總是在忙祂自己的事情。」就算上帝真的創造了世界萬物,祂大概也懶得管這場由祂的子民所引發的世界大戰。

邱吉爾,或說電影中所有抬頭仰望的人們,在這個君權早已不神授的時代,顯然需要一個比上帝更明確的指引。那就是利維坦(Leviathan),一個好似無所不在的巨靈。提出這個同名理論的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認為,自然狀態本質是個「 所有人對抗所有人 」的無政府狀態,而在自然狀態下生存的人類,為了自保並免於暴力與死亡,必須團結起來,並透過社會契約將自身的權力賦予給利維坦這個巨靈。這個利維坦就是國家,或者用比較德式一點的超譯說法,國家精神(民族精神)。延伸一點說,這或許也包含了國家的領導者,不過這大概就不是霍布斯的範疇了,在此先不論。

一九四○年五月邱吉爾接任首相的當下,毫無疑問有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正在把歐洲人賴以生存的舊世界變回自然狀態的原始叢林:那就是席捲歐洲的納粹主義。納粹黨藐視各種既有之舊秩序,並不吝於用各種武力手段來推翻既有現狀。他們擁抱某種極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將種族主義的優劣勝敗觀發揮到極致。在官方的默許與鼓勵下,各種官方或非官方的暴力組織四處橫行,並鼓勵國民出賣自己的鄰居。蓋世太保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掠奪、騷擾並殺害那些不符合納粹理想的人民,而這個「理想」的標準又是浮動的。甚至就連「血統純正」的納粹頭子們,如戈培爾、戈林等,也不能免去在政權中持續鬥爭的命運。早有針對納粹政權的研究指出,納粹的領導階層與掌管國家機器的方式,本身就像是一個無秩序的叢林。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納粹主義的社會就是個弱肉強食的社會,是個在至高元首底下所有人都在對抗所有人的可怕狀態。在這樣的社會底下,人人自危。而這股力量,正隨著納粹鐵蹄入侵西歐,正逐漸威脅到英國這座島國共同體的生存。在有了這樣的認識後,我們或許就會發現,當英王喬治六世在電影中建議舉棋不定的邱吉爾走入市井、尋求人民的指引時,他所說的並不是什麼社會底層的平民或勞工階級(我懷疑喬治六世有這麼布爾什維克XD),當然更不是什麼今人習以為常的親民舉措(所以不是在談什麼淡水阿嬤)。他談的是利維坦:他給邱吉爾的真正建議是,你應該尋求這個國家的人民、這個共同體權力根源的指引。

巨靈的概念在此也不可避免的與英國這個民族國家的概念相重疊,因為這個共同體的範疇就是大不列顛。所以邱吉爾在地鐵上問的是,你對於身為一個英國人有什麼感覺?有多少自信?如果一個外來的侵略者、一個試圖讓文明返回野蠻時代(自然狀態)的納粹出現在你家街道上,你會不會起身抵禦?當面對自然狀態與暴力的侵襲,共同體成員為了自保,除了必須團結起來對外,還必須將權力賦予最高威權,在這個的脈絡中,指的先是英王喬治六世、然後才是透過喬治六世授權的英國首相。

當然,這一段完全是電影杜撰,史實中的邱吉爾並沒有在通往國會的路途中突然消失去搭地鐵,但正因為這一段是電影杜撰,我們或許可以從中一窺導演喬萊特背後的企圖。透過這個搭地鐵的橋段,英國最高領導人邱吉爾獲得了他內心的指引,同時也(自己解釋成)獲得了共同體成員的授權──不是來自於哪一個個人,而是來自於英國這個共同體與英格蘭人不屈的精神。就像邱吉爾在電影中對哈利法克斯(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 1st Earl of Halifax)與張伯倫說的,任何無視這股精神與國民意志的領導人,都應該立刻下台,沒有資格繼續領導這個國家。於是他拒絕和談的提議,奠定全面對抗的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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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後世的批判角度來看,《最黑暗的時刻》擁抱了一種今日台灣社會不太喜歡的老調:它將二次世界大戰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衝突,描寫成一場善與惡的道德對抗,或是一場文明對抗野蠻的衝突。彷彿必須要如此,邱吉爾在本片所喚醒的民族情懷與抗戰到底的精神,才獲得了正當性。同樣是抗戰到底與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一九四○年代的英國與一九四五年的納粹德國(或神國日本)最大的不同,就是一方是崇尚自由文明的善良人,另一邊則是極權主義下的扈從者。或者套句英國史家尼爾‧佛格森(Niall Ferguson)的話來說,同樣是帝國,大英帝國就是比德意志第三帝國來得「良善」。這是一個老調到不能再老調的論述,而這若不是導演喬萊特本人的立場,或許也和本片背後歷史顧問的立場脫不了關係。

在《最黑暗的時刻》的片尾字幕中,我留意到了一個特別的頭銜:歷史顧問。是的,本片有一位歷史顧問,他叫做約翰‧盧卡斯(John Lukacs),是一位高齡94歲匈牙利裔的美國歷史學家。身為從集中營中逃過一死的匈牙利猶太人,盧卡斯將二次大戰中的同盟國對軸心國的對抗,特別是西方對納粹德國,描寫成一場文明與反文明的道德對抗。他最推崇的二十世紀領導人就是英國首相邱吉爾,他認為邱吉爾的絕不投降立場,是西方文明得以撐過最初黑暗期的關鍵因素。一九四○年五月是大不列顛(如果不是所謂的「西方文明」的話)最黑暗的時刻,最黑暗不是因為慘烈殘酷的戰場,而是不列顛身為舊世界西方文明的捍衛者,只差那麼一點就要向野蠻與邪惡屈服。

這,當然是電影中的解釋,很可能也是邱吉爾與盧卡斯的。在這最黑暗的時刻,偉大的領導者與偉大的國民選擇挺身而出,造就了屬於邱吉爾與不列顛的最輝煌時刻(Finest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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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像《最黑暗的時刻》與盧卡斯這樣用道德對抗與民族史觀的解釋,自然有它的問題,而且還不少,這部分或許還是留待之後再行討論。這篇毋寧只想點出這部電影鏡頭語言背後的邏輯與潛台詞。

最後還是要說一下,我對政治哲學其實不熟,也相信本篇存在非常多超譯古人先賢論點的部分,純粹是個人對電影表達手法的觀後感,歡迎各方大神斧正與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