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香港性侵案這幾天的討論，真的覺得好悲哀。之前在台灣交流時，其實甚為不解女性團體之間討論性侵案的肉緊程度。原來，一旦有性侵的指控，男人對女人指控性侵的恐懼、女人對性交／性的恐懼、大眾／傳媒對juicy情節、聲討大奸角的嗜血、制度上的保護、性教育的反思，種種加起來，都是個相當混亂的呈現。
我對社會性教育／保護政策等無研究，無發言權。但問題回歸到要性侵受害人走「法律程序」「尋求公義」，不但見到社會配套的缺乏（連十年前的性侵傷害只能透過司法處理？），亦見司法程序如何令受害者卻步。
司法程序為何令性侵案受害者卻步
眾所周知，性侵案走入法庭一直都是備受爭議的題目，道德兩難是如果要指證「加害者」性侵，控方要證明案件毫無合理疑點，在那個時候，加害人是不知道或不在意侵害者的意向下性交嘛。大部份的案件都要依靠受害人的證供。但受害人如何證明？會去看二人的關係、當時的狀態、性史（但注意刑事罪行條例第154條嚴格指明在沒有法官的批準下，辯方律師不得問證人與除被告外的性關係）等。換言之，女生必須要明確向法庭指出沒有不是性侵的可能，沒有想要、沒有幻想、沒有意識到危險。
如果女生沒有即時舉證、沒有反抗、沒有向身邊信任的人講，甚至說服自己跟加害人是情侶，為愛人辯護，這些似乎都會影響到眾人是否相信他，令人懷疑不懂得感恩前教練的一切培訓。最難過的是，連二人本身的好感與關係，亦被抽絲剝繭成為呈堂證供。
令不少人無法判斷的是，我們如何完全取消自己的角色？有人認為，被害人如此力竭聲嘶的控訴，無非是想踩在受害人的位置，不想面對質疑。「講到尾，你一定也是接受，才會閉嘴10年。」甚至連受害人也無法確認，「我無一秒鐘幻想過對我侵害的人只是因為喜歡我才這樣做。更何況那個人可能是我很仰慕的人，被他喜歡本身是快樂的，不是嗎？」我以為，這就是林奕含等所描寫的困惑。
我相信解決方法也不是把兒童／青年推到完全沒有決定能力、感受性的能力，因而放他們到完完全全被溫室保護的狀態。
無罪推定與性侵
但偏偏，性侵是否如此嚴重的指控。對於被指控的人來說，可能也會很無力。但首先先說明，有關於無罪推定。我認為，只有會被判入監獄、會被國家削奪自由的狀況，才需要完全確保無罪推定的前設保護。
但去到二人指控的狀況，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到社會權力的現況。見警方數字（2017年1至10月）非禮案數字916宗，強姦案數字56宗。根據社會福利處的研究見到，過程數字見到達9成的受害人都是女性。我不是說因為大部份都是女性，所以女性有特權去含血噴人。但今天我們見到某個性別特別是某種罪犯的對象，我們是不是可以站在同一立場，減少受害人數？
今天有女性企出來說自己有類似的經歷，是不是可以先保護其反抗說「不」之空間，處理經歷的心理創傷，之後才要求她幫忙緝兇？
我當然見到網絡公審之害，也了解被侵犯者跟加害人二人事至以此已經陷入無解的狀況－二人不願多提，但公眾對於如何保護身邊人亦無所進退。我也不想身邊的男友人要受此類指控的困擾，我明白有時口爽嘴炮是人的天性，但是麻煩小心注意一下自己的身體，有如此困難嗎？
很多事情還是看相稱性，讓受害人害怕閉聲 vs 讓男人要開口確認女人同意性關係（或丟轉） 這件事上，我還是毫不猶疑選擇保護及加強受害人反抗能力一事上。
未審先判？審了又如何？
其實之前提到，在性侵案的舉證過程中，必須依賴受害人舉證，而絕大部份時候，只能依賴他一人來指證。當過程走過二人指控，變成很個人化的司法程序。假如行為有發生過，辯護理由通常都是「你情我願」，二人有同意，或是女生自己要求，後來也很享受之類的話語。
但在這個案件中，被害人竟然是要求大眾反思性侵害經歷，然後拒絕提供案件細節；而男方至今亦沒有提供任何回應。大眾作為旁觀事件的人，難以訴說。
但這也正正是性侵跟其他罪案不一樣，在於他的私密性。「性事」本是二人之事，不論是任何情境，任何關係。如果有暴力的發生，我們是否就是要接受證供上的限制？就算走入法庭，也只是二人對質，真的有比較可以「貼近真相」嗎？
風雨蘭及其他團體都有為性侵受害人爭取一些保護的措施，例如用CCTV作供，有屏障，有社工鋪導，這些對受害人把加害者繩之於法有一定的幫助－－我了解司法有可能是眾多方法中其中一個「有效」的渠道。
但即使有走了司法程序，性侵案的重點，還是回歸暴力。犯老強的shaming不是在於性行為本身（男生們不用恐慌好不好），而是在於性行為的暴力：了解「不反抗沒意識」都不等於有同意。明暸男女對身體的意識有分別（女童尤其明顯），不懂得反抗並不等於同意。因為被不喜歡的人進入、見到很信任的人濫用關係的情況下，這些身體記憶是很強烈的。
當然，這些有關身體的傷害真的不限男女／跨性別；而法例本身其實並處理不到這些社會爭議。
性侵案的大眾呈現
萬一，萬一教練是無辜的，那怎麼辦？我不否認，的確，也會造成不少心理壓力。法律上我很難說會符合誹謗的條件。但初步看，如何校園欺凌案一樣，你我只能觀察到學校的調查，其他組織的反應。我希望我是有清楚表達一件事，我不是要追殺人渣，我無疑是最反對網絡公審的人（X，大眾是mob呀；但大眾也是對話對象，點算好）；然討論此案時，為何只有追殺人渣一途？為何不是討論保護措施？瘋狂討論單一事件真的有幫助嗎？
我根本地不認同「未審先判」的另一個原因是：加害方與被害人要面對的是同樣的質疑。「我為什麼要相信你？」彷彿只有經歷審判的，才有真相－女的就不用面對他人的懷疑，男的才不致無端端被「人格摧毀」。這一單案件在大眾的呈現上從來沒有「公平」過。女的就一世孭住「被性侵過」「沒有反抗仲慶祝生日」「當時好少女無知」的形象；男的就人渣、教練侵害天真幼童－－很符合大眾對性侵案的想像。
同樣力竭聲嘶的是立場新聞之前轉載的Minnie Li 有關於被性騷擾的文章。文章回到相當個人的爭議，「那個加害者變態啫？佢都話佢無意識係騷擾緊你。」問題被淡化、個人化，是否就不再是很普遍很嚴重的問題？
問題依然是：是否把事件掃入極個人化的司法程序，就等於完美處理呢？司法程序只是負責約束壞人／威脅社會秩序的人；我們可以安心把他放在「壞人／變態／特例」的位置。但如果男方不符合對強姦者的想像－例如今次加害者是個落荒而途的老男人－原來只是平凡如你我，我們又可否接受呢？
外國牽起的#metoo宣傳，的確也有 #guilty #ididit 的反諷回應。起碼，campaign鼓勵到不少人寫出自己的 #metoo 的故事，令大家看見性侵的普遍。但網誌也有提到男性在這個campaign中，位置很尷尬。
「如果我講錯野點算？」「會唔會得罪人架？」放心，這些也都很平常－女性每天都怕得罪人，然後受到有權勢的人制裁。如果你也感受到壓力，很抱歉，我們也無能為力，而我們也努力為了環境友善一點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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