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社會運動中的關鍵時刻 | 阿瓜

日前聽了一場由梁天琦和林飛帆主講的社運分享會,分別分享了在傘運和太陽花運動中作為行動領袖的感受。

到最後天琦被問到如何反省傘運的挫敗,他說當日「撤與不撤」的意見分歧,以及其後續大台的成立是令部份行動者不滿的起源點,而導致日後的分裂。所以在運動的急劇發展中,群眾有沒有達成一個有共同認受性的領導團體,是其中一個我們要反省和改善的地方。我想,這其實是每一場大型社會運動中都必須要面對的情況:當人數愈來愈多,當中的意見光譜愈來愈廣,作為運動起頭的行動者如何能適當地因應時局的需要,與參與者建立互信和溝通渠道,好能令整群行動者的力量得以凝聚,以達致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有效的參與。

我想引用由王紹光書寫的《超凡領袖的挫敗── 文化大革命在武漢》中的一段段落,論「行為者的類型」。雖然他的研究對象是文革的群眾運動(大家普遍會覺得文革就是一班由毛澤東煽動的瘋癲人民),但他想帶出的是相反說法── 當時的群眾是有目的地參與文革的。而在他的論述中,有些論點的確有助我們理解普遍社會運動的形態:
// 起點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說明政治積極性展現的方式。由於人們具有不同的起點,所以參與集體行動的次序注定是參差不齊的,而不是步調一致的。那些起點最低的人往往會充當開路先鋒的角色。接下來,加入組織或參與事業的人會越來越多。一旦參與者的規模超過一個節點,這時就可能出現趕潮流、隨大流的效應。//

王的「起點」是指行動者評估參與集體運動前的程度和需要。因集體行動具有不確定前景,有些人即使在一定條件下願意參與,他們也會先採取等等看的心態,在投身之前先觀察運動是否有可能成功,這批就是「起點高」的人。「起點低」的人則不需要這個階段,因為對他們而言,參與運動是一種得益而非代價。其原因可以是自我實現、覺悟提升、尊嚴等等。所以「起點」這概念能有效令我們分出行動者不同的心態和其行動限制。

從上段文我們可以簡略把行動者分成三類;「先鋒」、「願意參與但有代價考慮」和「隨大流」。我覺得第三類的「趕潮流、隨大流效應」特別值得我們加以細心思考。傘運中我們的確出現了人愈多,意見愈零亂的情況,這會不會就是因為運動中開始出現「趕潮流」效應而我們又沒為意,只是一味認為「人愈多力量愈大政府愈怕,我們就愈多政治籌碼」?當然,我也很想所有參與傘運的人都是民主鬥士,但這又會不會是過於理想化而忽略了現實情況?

如果我們認同王以上對行動者分類的說法,而如果我們又認同這群「趕潮流」的人其實是沒有進行參與運動評價就走了出來,而有機會導致運動變質,或許我們就要多加留意和認清在一場運動中,何時為王所指的「超過一個節點」,以避免運動的根本目的因人數增高而消失。同時我們也要認清在運動中,我們要在哪一個階段和所有行動者得出一個「有共同認受性的領導團體」。個人認為,若我們能界定出發生「趕潮流」狀況那關鍵時刻,與此同時抓得住那關鍵時刻,與前兩類的行動者(即「先鋒」和「願意參與但有代價考慮」的行動者)達成有共同認受性的領導團體,公開確立運動方針、目標、訴求,那運動就能更有效地被引導在一個有方向性的軌道而不易失焦。

另一個想帶出的要點就是在於如何在「起點高」和「起點低」的行動者中達成一個可以共同承擔的目標。當第二類的行動者是有代價考慮時,而如果第一類行動者又想留住這批行動者的話,那他們就不得不把行動目標和力度降至第二類行動者所能接受到的程度。這是無可厚非的,因為起點不同是必然狀況。在這情況,兩類的行動者就要好好互相溝通講和,防止運動決裂以達至一個無法控制的狀況。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未解決,例如「如何界定一場運動的起點?」、「運動變質是好是壞?」、「一場運動分裂成兩場背負不同訴求的運動可行嗎?」、「在面對運動決裂時,堅持槍口對外,抑或解決內鬥才是最好策略?」以上問題我都未有很清晰的想法,但我想上面提出的兩個位置是值得行動者反思和多加留意,以改善日後的運動模式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