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為何需要「中國夢」?《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意識形態、合法性與凝聚力》閱讀筆記 | 吳仲耀

中共十九大開幕,其中一個焦點就是會否/如何將習近平自己提出的思想/理論寫進黨章中。在第一天的會議,習近平就率先在總書記報告中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對不少人而言,這事的重要性在於習近平能藉此顯示自己在中共黨史上的地位是否能超越江澤民、胡錦濤。但除了個人地位的問題外,根據曾敬涵所寫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意識形態、合法性與凝聚力》,習近平提出的思想/理論的內涵,其實也極度重要。

曾敬涵現在是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政治和國際關係學系講師。這本書原叫《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apacity to Rule: Ideology, Legitimacy and Party Cohesion》,中文版去年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近年在香港,一些人期待著中共政權會突然崩潰。但中共熬過了八九六四後一直執政至今,而且權力核心已經歷過兩次相對和平的交接(由江澤民到胡錦濤再到習近平),所以國際學術界近來更關心的是,為甚麼一個威權政權可以在高速經濟增長下屹立不倒?早前得到不少注意的《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就是一個例子。

曾敬涵在書中的主要論點是提醒讀者,不要以為意識形態對鞏固中共統治沒有作用。作者認為,雖然學者對中共靠甚麼來維持合法性基本上已有一些共識(經濟增長、社會穩定和民族主義),但其實這三個因素都受到意識形態影響。或許更重要的是,曾敬涵強調政權的合法性不是政權延續的充分條件。中共要維持統治,也要確保統治精英的團結,亦即是黨內的穩定。在這一方面,官方的意識形態扮演重要角色。因此,研究和分析意識形態就對解釋中共維持對中國的統治權有重要價值。

曾敬涵認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意識形態包括了正式意識形態和非正式意識形態。前者的主要受眾是中共自身。正式意識形態一方面重新定義社會主義;一方面建立意識形態和領導人個人權威。很多香港人可能認為中共純粹是一個貪瀆集團,但由於中國共產黨是為了建立共產主義而存在,它在搞市場改革、令中國變得愈來愈資本主義的時代,是需要提出一個說法以維持黨內的凝聚力的。事實上,如果社會主義或者毛澤東時代的路線可以隨便被否定,就不可能有幾年前薄熙來重慶模式引起的一陣旋風和權鬥。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的中國夢正是這套正式意識形態的三套論述。它們主要是靠黨報、黨刊和黨的學習機制來傳播予各地黨員,並因應當時中共面對的挑戰而有不同的內容。例如三個代表論其實是為了爭取改革開放後崛起的商業精英的支持和高舉反貪腐大旗而提倡的。而科學發展觀則是回應經濟急速增長的副作用。

至於非正式意識形態則是以大眾為主要對象。透過大眾傳媒和網絡,非正式意識形態能為中共維持其統治合法性。與正式意識形態不同,非正式意識形態不尋求建立一套連價的慣值體系。曾敬涵指出,近年中共所推廣的非正式意識形態主要有以下元素:(不)穩定論(即是中國的發展需要穩定,如果不擁護中共的一黨專政,則會令秩序大亂)、國情論(即西方/普世價值不適用於中國)、國家復興論/高漲的愛國主義和中國特殊論(即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決定了中國不應學習西方民主)。在這幾個元素中,除了(不)穩定論外,其他都與反西方或否定西方有一定關聯,所以曾敬涵認為非正式意識形態除了有支持正式意識形態的功能外,也有以抹黑自由民主體制來合法化威權政體的功能。

這套以正式意識形態凝聚黨,以非正式意識形態維持合法性的雙軌制是否會維持下去呢?曾敬涵認為如果雙軌制維持下去的話,由於正式意識態很難說服社會大眾,它和非正式意識形態無可避免會完全脫節甚至變得對立。這最後就會削弱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作者提出另外一個可能性:意識形態大眾化,即是正式和非正式的意識形態的分野愈見模糊。在書中曾敬涵也強調,習近平的中國夢論述其實已包含不少平民語言。我們難以否認的是,「中國夢」比起「三個代表論」和「科學發展觀」都更加淺白易明。雖然曾敬涵認為意識形態大眾化可能導致自由化,但目睹了近年大陸在控制異議人士上的倒退時,似乎作者提出的另一個場景——更加民族主義化——大概更有可能出現。

如果民族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愈加重要,也不代表主張中華民族要偉大復興的中共一定可以維持其合法性。正如作者所言,「民族主義的高漲很容易傷害其他合法性來源如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頁184)當然,這又不代表作者在預言中共會因為民族主義而倒台,因為統治者也有可能找到方法去平衡民族主義訴求和其他合法性來源。除了意識形態外,曾敬涵在書中也特闢一章討論中共領導交接的制度化問題。過去二十年,中共領導交接已經比昔日暢順和有規矩。但其實整個制度仍然有不少可以操作、引發鬥爭的空間。政治局常委的人數浮動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雖然十九大不是權力核心更替的一屆,政治局常委以至政治局的人事佈局是否意味著「後八九」的常規被習近平打破,也會是看點之一。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結尾提到他對西方促進中國民主發展的看法:「中共的非正式意識形態(尤其是國家復興論)採取的是一種負面途徑:靠抹黑民主自由來合法化威權主義統治。如果西方社會高調支持中國民主發展,這只會激起反西方的情緒,最終對民主發展不利……如果西方社會迫切地在中國推廣自由民主,這種舉措可能最終會傷害民主發展和進一步鞏固威權統治。」(頁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