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引發海嘯及福島核事故之後，不少日本電影都在題材和內容上作出了直接或隱晦的回應。當然，以核事故為題材、元素的日本電影素來皆有，而且不勝枚舉，哥斯拉系列的電影便是一例。但作出回應的電影多非災難片，亦沒有頹垣敗瓦，反而較為著重反思都市的生活模式以及抒發鄉土（自然）情懷。
當中較為直接回應的是紀錄片導演久保田直在2014年拍攝的劇情片〈家路〉( Homeland)。電影講述福島核事故3年後，自少離家到城市生活的次郎偷偷回到仍是封鎖區的福島老家過著農耕生活，自給自足。而他本身住在福島的兄長及母親卻仍然居住在東京的臨時組合安置屋。電影在福島實地拍攝，呈現核災後福島寧謐的田園、人去樓空的面貌。所說的「回家」，既是次郎回到家庭修補與家人的關係，亦是人回到大自然這個家園，重新修復因經濟發展而遭受破壞和污染的鄉土。此外，電影也鼓勵觀眾反思如果重建與土地的連繫、原有以破壞和消耗自然資源為代價的生活發展模式。
而近日先後在香港上映兩部日本電影——矢口史靖導演的〈求生走佬Family〉(Survival Family) 與〈受夠了！我要炒老細〉——都不約而同地質疑我們視之為理想當然、別無選擇的都市生活模式。
在〈求生走佬Family〉中，東京的城市運動因不明原因而發生的全國大停電（著實令人想到核事故）而驟然停頓。鈴木一家四口因而由東京踩單車到鹿兒島的鄉下老家。沿途的種種磨難，令他們經歷了沒有電力的生活之艱苦。在東京甚至香港這樣的大都市，生活和消費的資源均是手到拿來，而且日趨智能化。但生產過程的碎片化，每個人都只負責當中的一個小小工序，令人對既有的經濟、生產模式產生倚賴。不論是獲取原始資源、消費品的生產、加工及銷售，以至是資訊收集和獲取，電子都不可或缺。如果沒有電力，城市生活的種種包括食水食物、機電設備、智能產品、公共交通、大眾傳媒、文化娛樂等一一都失效。
既然都市生活的基礎如斯脆弱、單一，在在值得我們深思如此倚賴能源、消耗自然資源的生活模式是否需要改變、是否能夠持續。電影最後沒有完全否定這種生活方式。電力恢復後，鈴木一家回到東京繼續過往的日常生活，但卻學懂珍惜資源以及來自鄉間的食材，並在上班上學時使用單車。事實上，要完全摒棄電力能源過著原始式的生活亦幾近不可能，因為即使是鄉村的生活亦需要基本的能源。但兩者之間並非絕對，我們亦並非無事可做。或者簡單的從自身開始，節省對能源的消耗，並珍惜和愛護看似手到拿來但其實得來不易的資源（包括食物、消費品以至工具）正是我們每一個人可做的事。
而成島出導演的〈受夠了！我要炒老細〉則改編自北川惠海首部長篇小説《不幹了！我開除了黑心公司！》。電影並非想像中的職場喜劇，而且調子頗為沉重。主角青山隆所面對是暴躁、對員工又打又罵的魔鬼老闆以及跑數開單的沉重壓力。在表象背後真正令主角到想輕生的，正正是同樣令現實中NHK女記者佐戶未和一個月加班159小時過勞致死的那個吃人體制！
電影裡的青山隆幸得到神祕的山本優幫助而解除束縛，令他明白到都市裡吃人的職場生活並不是唯一的生活模式。相反，鄉間的老家以至島國瓦魯亞圖那清貧但簡單的生活方令人活得純真、優雅，能夠體現人的個性和價值。而現實中，在日本加班過勞致死、工作壓力引致自殺的情況嚴重。由民間專業人士所發起的黑心企業大賞，上榜的都是知名廣告商電通、和民、7-11、Don Quijote、佐川急便、日本郵便得等大企業。由於過勞死日益受到社會關注，迫使日本政府採取行動包括設立加班上限。但今年日本政府與資方達成的協議，每月加班上限為45小時，卻又容許繁忙期的加班上限為每月100小時。此舉受到學者和過勞死者家屬恨批。香港雖然沒有日本講求服從職場文化，而不少企業也講社會責任、家庭友善。但推行最高工時、全民退保等政策仍然是遙遙無期，勞工法例仍然傾向擁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底層的工人生活依然艱辛。而整個社會都在鼓勵人去上進、消費，促進經濟似是不證自明的「應有之義」。誰說香港的體制與日本那種只重企業效益而泯滅個性、情感和個人生活的文化有很大分別？
雖然兩套電影在結構和內容上容或有不足之處，例如〈求生走佬Family〉較著墨於走佬的公路部份，對於鈴木一家到達農村後的生活情況以及思想轉變卻輕輕帶過；而〈受夠了！我要炒老細〉後半部解迷部份略嫌畫蛇添足以及對於島國瓦魯亞圖的美好呈現亦較為片面，但兩者皆令人思考既有且習以為常的生活、工作模式是否有另外的可能性。都市的生活雖然物質不缺，但精神生活不見得充實。日夜營役和異化不免令人再無精神及餘力去思想生活何求、去思考怎麼的生活才值得我們去過。然而每個人都其難處、負擔和顧慮，當整個都市從教育到工作都是充斥著鼓吹每人為前途著想、上進、出人頭地、買樓置業不落後於人的氛圍，退後一步去選擇另類的生活方式又是否那麼輕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