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不變」不但是北京的承諾,這五個字在香港幾乎已是一個圖騰。我們只會聽到人說希望五十年後仍然不變,而鮮有人主張二零四七年前就要變。
於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週年之際,大家對過去二十年的香港故事持甚麼態度,往往就視乎他們覺得香港相對九七時是變了還是沒有變。親政府的人會強調香港的經濟繁榮依舊,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基本上不變。反政府的人則慨歎這二十年來變了很多。
不過,世界的政經局面是不會被凍結的。二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連世貿成員都不是,美國還未因應2001年的九一一襲擊發動反恐戰爭。
因此,就算撇除香港內在的各種變化,要凍結香港於八、九十年代的模式之中不但不可能,也是不應該的。要認真地檢討過去二十年的特區年代,與其在變了還是沒有變的爭拗下兜兜轉轉,倒不如搞清楚應該要變了的是甚麼,沒有變的又是甚麼。更準確一點的話,我們要問的是:變得好的地方有甚麼?變得壞的地方有甚麼?改變的原因是甚麼?不認真地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便不知道出路在何方,也不知道真正的對手和敵人是誰。
對不少香港人來說,三年前的雨傘運動是刻骨銘心的一役。香港之所以沒有真正的普選,香港公民自由近年的倒退,中國因素當然是最主要因素。如何回應中國因素本身是一非常值得討論的題目。但正因為中國因素吸引了這麼多的目光,夜貓媒體希望能夠藉這個專題做的,是提醒讀者香港還有其他問題是要面對的。這不是因為中國因素不重要,而是因為除了中國因素外,過去二十年來影響著市民生活重要因素,還有其他。
在這個系列中,文章討論的範疇涉及勞工、房屋、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安老、財稅制度、法制以至是屬大眾娛樂的電影和足球。有趣的是,多位作者不約而同地(就算是談法制、電影和足球都避免不了)提到東亞金融危機和疫症帶來的經濟低谷對香港的影響。在中港關係上,兩地的經濟融合曾被視為香港經濟反彈的救命草。而經濟低迷、疫症再加上基本法23條立法帶來的民怨令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出現,則令到北京決心要加強干預香港事務。
另一邊廂,在不同的民生政策上,政府藉經濟衰退而大搞新自由主義改革。簡單來說,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就是勞資/窮人和富人之間的權力關係更見懸殊,同時政府將更多的責任和服務外判予私營市場。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改革早在殖民時代晚期已開始出現(公營部門的自身改革、外判制的推行、推動市民在私人市場自置物業等)。而東亞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蕭條,則給予政府和統治階級一個深化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藉口。今天香港貧富懸殊愈見嚴重,勞工工時超長、公營醫療服務供不應求等,其實都與政府延續殖民地時代的財稅政策和社會政策觀念相關。
難道在這一方面,我們也要五十年不變?
今天的香港,無權勢的市民有很大的無力感。這與雨傘運動爭不到半點有意義的讓步有很大關係。但正如筆者早前所說,香港的群眾運動在過去二十年絕非沒有成果。廿三條立法失敗,梁振英政府在國民教育上的妥協,都是得來不易的勝利。在閱讀這系列的文章時,筆者亦發現,在民生這一戰場,如沒有民間的抗爭行動和聲音,今天的香港可能更加恐怖。沒有最低工資運動,今天會有法定最低工資嗎?當年如非不同黨派的人都反對銷售稅,今天我們購物時可能已經要交銷售稅了。反領匯運動雖未能阻止房委會資產私有化,但之後政府也不敢貿言推行私有化計劃。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鬥爭中,民主派團體往往扮演最積極的角色。既然如此,為何今天仍然有大量市民覺得民主派在為禍民生?為何香港的普選運動始終未能有效地和民生相關的鬥爭扣連起來?在短期內難有真普選的形勢下,如何做好政治民主和民生鬥爭運動的連結,會不會是未來社會運動的重要方向?
希望各位在讀過這系列的文章後,能夠不再被「五十年不變」這五個字主宰自己對香港的想法。只要是令香港好的,我們不要懼怕改變。如果它只會令社會更不平等,那麼縱使它是九七前都有的東西,保留著它也是一種罪過。
最後,感謝各位作者無償供稿。
(編注:本系列有關房屋政策的文章——黎治甫所著〈淺談回歸以來的公營房屋政策〉,早前已經刊登,可以按此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