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政治犯的足球聯賽 | 李峻嶸

南非曾經有實行著惡名昭著的種族隔離制度。當地的有色人沒有認命,抗爭不絕。白人政權則利用他們的普通法制度,合法地將異見人士送進監牢。由上世紀六十年代起,大量的政治犯被送往羅本島(Robben Island),一個距離開普敦距離約七公里的島嶼。不少人都知道,大量反抗運動的領導人(包括曼德拉)曾被囚於此。但鮮為人知的是,對羅賓島上的政治犯來說,最重要的可能不是政治,而是當地的足球聯賽。

足球聯賽?對!是足球聯賽,而且可能是一個比港超更重視規章制度的足球聯賽。美國著名體育運動史學者Chuck Korr因緣際會發現了羅本島足球聯賽的相關資料後,走訪了多位當年的政治犯,並於2008年與Marvin Close合著完成了一本叫《More than Just a Game: Football v. Apartheid》的書籍(出版社為Collins),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歷史。

足球迷(包括我)很多時都會過分高估足球在我們生活中的意義。但對羅賓島上的囚犯來說,足球確實可能比生死更重要。書中提到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數據,就是羅賓島上的囚犯沒有人自殺,島上卻反而出現過多宗獄方人員自殺的事件。為何這些失去自由的人面對著一星期五天的苦役、獄吏獄卒的隨意虐待仍然可以保持著生存的意志?是因為每個人的政治信仰都那麼堅實嗎?作者強調,對很多政治犯來說,支撐著他們熬過牢獄之苦的最大支柱就是羅本島上的足球聯賽。

當初被囚者只能在監房內用雜物自製足球自娛。後來有人向獄方提出進行球賽,剛好南非政府在國際壓力下要向紅十字會展示自己是善待囚犯的「文明」國家,於是這個請求在幾經轉折後得到批准。被囚人士踢足球在世上並不罕見。但羅本島足球最特別的地方,是這群政治犯透過出色的政治手腕和有理有節的鬥爭方式,竟然爭得自己管理球賽的權利。他們成立了一個叫Makana足球總會(Makana在十九世紀當地的反英戰士,曾被英國人囚禁於羅本島上)管理足球事務。Makana足總有自己的憲章,依據島上圖書館的國際足協規例行事和舉辦比賽。而參加比賽的每間球會也要有自己的會章。高峰時期,每間球會會派出三支球隊參加三個組別的賽事,而每支球隊也會有自己的忠實球迷在場邊為球隊吶喊。除了足總和球會外,羅本島上亦有球證總會,球證要通過考核才能上場執法。

Chuck Korr和Marvin Close在書中強調的其中一點是,羅本島上的囚犯為了足球聯賽的運作經常開會,並用在島上屬珍貴資源的紙張溝通和撰寫報告。一方面這體現了這群追求族群平等的政治犯對建立組織有多執著,另一方面他們也透過自己對足球聯賽的組織,顯示出他們可以用比白人政權更公平的機制去處理紛爭。別忘記這些政治犯不少是性格剛烈之人。而且就算是在獄中,有競技運動就會誘發人內潛藏的爭勝慾望(就算他們大多是社會主義者!),所以有關球賽的投訴數量很多,如處理得不好甚至會影響島上氣氛。

羅本島上的足球活動曾經面臨獄方打壓、內部紛爭、其他運動項目的挑戰、大量囚犯刑滿獲釋(對獲釋者來說當然是喜事)等危機,但這群政治犯都能化險為夷,讓足球一直維持到羅本島監獄關閉為止。當初,是足球讓他們對每個週末都充滿期待,令他們在黑暗的牢房中找到寄託。是足球,讓不同陣營的政治犯(ANC非洲人國民大會和PAC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雖然同樣反對白人政府,但也是反抗運動中的宿敵),還有島上的政治犯和一般的刑事犯能凝聚起來。一些白人獄卒甚至因為囚犯的球技和週末球賽帶來的樂趣,令他們首次將有色人當成人看待。

書中最有趣的一章,則是有關世代之爭的一章。一九七六年,由於白人政府下令在黑人學校強推南非荷蘭語,結果激發了大量學生抗爭。在警方的血腥鎮壓下,起碼有百多人在這場史稱「索維托起義」(Soweto Uprising)的事件中被殺。索維托起義亦為羅本島帶來了新一批政治犯。這批年青人雖然補充了島上日益流失的足球人口(因為不少六十年代被判刑者已獲釋),但兩代政治犯卻有很大的隔閡。年輕的認為上一代的政治犯不敢反抗,只會與獄方妥協。上一代則抱怨年輕一代太過躁動,不明白如要在獄中改善生存條件,就不能隨便與強權硬碰。最後是足球促成了兩代的互相了解和彼此尊重。

今天的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已結束了逾二十年。一些當年參加過羅本島足球聯賽的人,今天已成為了南非的政商領袖。當下的總統祖馬(Jacob Zuma)以前就是羅本島流浪隊(Rangers)的隊長(北倫敦的球迷注意:島上有Gunners和Hotspurs)。當年白人政權將他們囚禁於羅本島上,就是要催殘他們的意志。但足球(另一個重要的活動是進修教育)卻讓這群政治犯在黑獄中找回求存的寄託,為他們出獄後再戰江湖,最後終結種族隔離政策打下基礎。這段足球史或許比任何一屆世界盃的戰果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