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致新時代的政治犯 | 陳敬慈

8月17日,周永康、羅冠聰和黃之鋒帶著微笑走進囚車。他們和8月15日入獄的黃浩銘、何潔泓等13人,成為了新時代的政治犯。見到他們的微笑和從容,更加令人傷感,他們是那麼的年輕,在這戀愛的年華,他們如何面對獄中的孤單? 不油然我想起女作家楊沫的小說《青春之歌》,描述30年代的學生運動,年輕知識份子的醒覺、愛情和革命。

編輯約我寫點感受,我既覺得有責任,也似乎三言兩語,無法言盡。15位獄中的朋友,既近又遠。他們中有的曾經在社會參與的道路上相遇,有的我並不認識。有的來自我也參與過的港大學生會和學聯,有的代表我並不太熟悉的團體。他們的政治社會觀點,有的和我近一些,有的遠一點。當然還是不難找到共通點,例如青春的狂放, 和公民抗命的實踐。所以我就先從青春的記憶開始,向他們致意。

「要來的總會到來,只是什麼時候以什麼形式」,印象中這句話來自黑鳥樂隊的一首歌。1997年初夏之間,我在港大學生會舉辦「香港周」,就以這句話為主題,大字宣傳貼滿整個校園。20年後老朋友重聚,一切都已淡然。輕輕地,只是談起了1997年的7月1日,我們到地鐵站派發聲明「主權在民」:回顧歷史,香港應該有自決權。裡面還夾了一條黃絲帶。「我們早就是本土派」,談起這個片段,也自我嘲弄一番;言下之意,我們並不屬於今天意義上的“本土派”,這個千禧年之後的新思潮。是的,對後89一代,大部多人認為中國和香港的民主不可分,我們為香港也為中國而奮鬥。從1996到2000年,我在港大的4年,校園的抗爭以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為主線,例如國殤之柱,太古橋六四屠城標語和公安法。畢業之後,算是風平浪靜,承襲自由主義和專業主義的傳統,港大大部分的朋友都走上了專業的路, 也有良好的事業發展。我個人思想的左傾,走向勞工團體,相信民主、民生(或者說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不可分,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受1999年西雅圖反對世貿抗議所鼓舞,在校園之外的社會參與,也在國際學生運動之中形成的。

要來的風暴,20年後還是來了。當年在我們擔任學生會幹事之前,起碼有三、四個月的時間天天放學後要到學生會會所「傾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叩問:你有心理準備坐牢嗎?假如沒有,那肯定不能做會長,副會長或者外務的幹事,最多只能負責校政和會務,意味著遊行示威可以不參加,或者走後一點。可是我們中並沒有人坐過牢。2000年,我和6位學聯同學由於反對人大釋法(支持港人內地子女落實居留權)和抗議高等教育商品化(反對分科收費)被捕,罪名是“組織非法集會”。組織集會遊行不申請,只是知會警方,這是學聯在1990年初開始的傳統,稱之為「公民抗命」。可是當年我們只動員了不足1000人上街,加上大學校友的連署,就令特區政府以「證據不足」為由放棄了起訴。回想起來,20多年的公民抗命,相對自由寬鬆的政治環境,真是「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所以,學聯在2014年7月1日發起佔中預演,並在9月26日晚上,透過突擊進入「公民廣場」展開真正的佔領運動,是繼承了89之後學生組織公民抗命的傳統,他們譜寫了一首壯麗的青春之歌,也為我們一代的浪漫青春而「埋單」。

人們都要面對時代的局限。世界政治在倒退,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極權主義和極右勢力在中國丶美國丶英國丶澳洲丶俄羅斯丶印度丶土耳其、菲律賓……在數不清的國家和地區迅速地蔓延。青春已經遠離後89一代而去,自由主義的夢回不來了;可是對16位政治犯所代表的新一代,這年代正是他們的青春之歌。未來的路不好走,今天僅僅是一個起點。「好的人生,都是從苦裡熬出來的」,獄中的年輕朋友們,你們的人生將更美好!

(編按:陳敬慈是1999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當年的「學聯七子」之一,現任教於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圖片來源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