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關中國向世貿申報未來不會再接收洋垃圾一事，對於不關注循環回收工業的人來說，可能不會怎樣太關注對大家有甚麼影響，但其實回收業對社區來說，不是雞肋、也不是夕陽行業，每一天回收商和前線的拾荒者，仍然孜孜不倦地在社區處理我們棄掉不顧的回收物料。
近十年來，回收商舖由五百多間至近年縮減至300間，而按信報的報導內容裡學者分析若內地收緊進口廢紙的要求時，將會有七成回收商倒閉（接近210間）。但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因為本地回收商主要回收廢紙，接近九成的廢紙是進口內地的，其餘的回收物料所佔的比例不多亦不是主要進口的貨源。
是否真的毫無出路呢? 現時在香港有很多民間組織也建議不同的方案去促進本地環保工業的發展，卻少有針對現存的回收業處境去對症下藥。若要尋找出路，政府的關注和支援其實是十分重要的，另外要再加上民間組織的研究和跟進，雙方面配合才可以讓回收業打開藍天。其實有很多國家，無論發展中或已發展的地方，都有很多的例子，是以關懷和充權的角度去回應回收商和拾荒群體的問題。
以下有一些例子，是我們兩年前開始搜集一些不同國家的例子，証明各地對拾荒者採用友善政策的對待及民間與政府在當中的互動:
1. 巴西的官商民合作
巴西的 Pimp my Carroça通過一系列的行動，向民眾說明拾荒者也是城市貢獻者，他們為推車人士提供很多福利，包括為醫療服務和手推車維修服務照顧拾荒群體生活上實際需要，又以Urban intervention （城市干預）手法介入社區與拾荒者之間的關係，如共享單車徑、提倡政府修例，讓手推車納入單車徑許可使用的交通工具。少人使用的停泊車位（如旅遊車、的士和救護車）的空間可用來設定為手推車停放位，期望這些謀生或服務群眾的交通工具（手推車），全部都可擁有專屬的停車位。為何他們不能在回收站附近得到一個正規的停泊處，方便拾荒者運送車上垃圾至回收商呢? 另外又在在城中覓得一塊有牆的空置土地，並邀請塗鴉藝術家畫上手推車停放處及標誌，拾荒從此變得像一種行業，地位漸漸提高。他們也製作了一些非官方的街道牌，上面寫有經常通過該路段的拾荒者姓名，人性化地去看拾荒行業，並以關懷的向度尊重拾荒者的工作，讓他們重拾尊嚴。
「包裝再生利用促進會」（CEMPRE） 於1992年成立，由28家私營企業出資成立，其中不乏像利樂、英特爾、惠普和可口可樂這樣的國際知名品牌，他們在巴西建立了一個平行於政府環衛部門的垃圾回收體系，幫助巴西政府提高垃圾的回收率，大力發展拾荒者合作社，利用巴西廉價的剩餘勞動力，採用人工分類的方式提高垃圾的分類效率。選了一個地方位於一座垃圾堆填場的旁邊，有一個面積如足球場那麼大的分配中心，只有屋頂沒有牆壁、通風良好，聞不到什麼特殊的氣味。分類中心的主體部分是一條50多米長的傳送帶，垃圾車運來的垃圾直接倒在傳送帶的一端，分類工人就站在傳送帶兩邊挑選出垃圾，再放進手邊的藍色垃圾桶內，效率肯定要比路邊拾荒高多了。他們穿著統一的制服、戴著手套，分類出來的垃圾所賣的錢全都歸自己，不用交納任何費用，他們只收乾垃圾，所以在傳送帶上的垃圾沒有多少異味。可是，因為老百姓的環保意識不到位，收上來的合格的垃圾非常少，濕垃圾的數量還是太多了。這些濕垃圾極為骯髒，沒人願意再去分類，全都進了堆填場。
2. 印度民間組織
印度大部分拾荒者都是由農村移居到城市的，接近97.5% 表示最後找不到工作要以拾荒為生 （不用技巧、沒簽合約、不用通過介紹才做到），而每天收入介在HKD 5.19-9.22 不等，每日執到幾多賣幾多, 因沒有地方可放，拾荒者需要依賴垃圾經銷商提供借款及工作工具，如手推車，又由於文盲程度達70%以上，他們難以轉去其他行業工作，拾荒/回收便被視為不能得到任何工作，特別技術人員的行業，而在眾多的回收物料中，塑膠是最值錢的。
娜麗尼·謝卡爾Nalini Shekar 成立了Hasiru Dala （2011年），她走訪各個貧民區，說服拾荒者加入“綠色力量”組織，立即得到200多人回應，之後隊伍不斷壯大。組織向每名成員收取會費50盧比，折合美元不足1美元，用於購置統一制服、磅秤等必需物品，並對成員進行培訓。 拾荒者加入組織後意味著他們從此不必穿街走巷，而是向組織為他們牽線搭橋的向垃圾生產“大戶”提供定點服務，比如公寓樓、酒店、寫字樓等。她又和有關方面簽定協議，由拾荒者管理城裡31個垃圾回收站。他們對垃圾進行分類處理，或製成堆肥物料。並對拾荒者進行註冊，為其頒發工作証明文件，使“拾荒”成為一個正當的職業，這在印度是堪稱首創的（超過7000名進行了註冊）。原本政府的社會公平部都把乞丐和拾荒者歸為一類，現在，拾荒者們有了自己的組織，持證申請可以獲得醫療保險、貸款和其他福利，每月能領到2000盧比退休金（約合32美元）。組織更會派成員出國參加各種國際工作室活動。
班加羅爾Bengaluru – KKPKP （1993）是一個拾荒者的工會，他們成立了合作社，而當中成員包括自僱的拾荒者，並為普納（Pune）的居民提供點對點上門收集垃圾服務，組織的理念是為拾荒者充權，途徑是成立合作社、微型企業和公私合作夥伴關係（cooperatives, microenterprises and 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在印度，製造「回收」的需要，並提高市民意識承認和邁定拾荒者的貢獻，將可回收之物的種類擴大，不單單是紙和玻璃樽，而是所有可循環再回收的物料。並提供點對點收集垃圾服務，不用從垃圾堆中搜尋，較容易做分類。
當然香港未必照樣將別人的政策抄過來就可行，但他們的行動讓我們知道，民間組織與施政者其實可以聯手在有關的議題上共同分擔彼此的工作，民間透過教育和倡議，改善拾荒者的地位，政府則與商界及團體合作，裡應外合不是官商同謀借勢圖利，而是為受壓迫群體想辦法改善他們的生活，創造商機。
本地回收商的處境險峻，必須由政府介入關注問題對症下藥，這不是干預自由市場。畢竟這是國家的政策直接影響市場的發展，要創造空間給予商戶生存下去，開發更多不同的再生物料回收的機會：如塑膠、玻璃及木材等，並有可能在擴大對回收商的支援下，透過商戶連結收入低微的拾荒群體，讓他們參與在回收分類的工業鏈中工作；而且，他們受聘為員工，他們拾荒者這個從來未被承認的工種能獲得認同。提供支援、連結及教育工作，協助回收商慢慢找回營商的節奏，從而配合政府、連結拾荒群體。
在所有已發展國家，有沒有一個地方像香港一樣，是從來沒有向回收工業進行支援和補貼的，其他地方為何會協助回收業呢? 因為他們都會認同回收業正是協助國家處理一個很大的問題——廢物處理和循環再造，他們不會將它推到自由市場而置之不理，而是重視他們對當地的貢獻，並視他們（包括回收商和拾荒群體）為合作的伙伴，以及處理問題的好幫手。
文：關懷貧窮學校事工主任鄧永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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