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考制度行了40年。統一考試如何體現中國大陸的地方差異?
中國大陸的學制與香港的三三四學制相似,亦是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學,高考是全國高等院校錄取應屆高中畢業生的統一考試。雖然是全國統一考試,但因應全國不同地區發展程度有別,學生生活體驗不同,各地考生應考的試卷有別,大致分為全國卷以及個別省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廣東、江浙等地完全或部份獨立卷。容或有不乏公平性的爭議,但大城市或沿海較發達省市的考生與內陸較落後省市的考生各自的生活體驗畢竟不同,如今年全國卷提到的「一帶一路」、「共享單車」等議題,對剛舉行過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北京以及早已推展共享單車的上海兩地考生來說,比諸落後省份的考生無疑較有優勢。
試卷差異以外,而另一個備受爭議的則是收生制度。現時大學在招生時是按地域分配名額,按省界劃分,簡單而言是既看分數,亦看地域。由於各地高校有權確定在每省收錄的學位,而又往往偏向收取本省考生,而絕大多數名牌大學都位於發達區域的大地市。根據2012年中國社科院的研究,一本(即重點大學)全國取錄率為8.62%,但重點大學雲集、高等教育資源較多的京、津、滬三地都超過20%,反而人口大省廣東、河南及四川一本取錄率低於全國平均的8.62%。即使成績相同,考生會因所在戶籍不同而不能被同等級數的院校取錄。以雲集名牌大學的北京為例,當地大學分配較多名額予北京考生,北京考生考上北京的大學的比例、機會率自然比外地考生高。換言之,外地考生要考上北京的大學的取錄線遠高於於北京本地考生。而根據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的研究,2011年每萬名考生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為1.27人,廣東為1.4人,北京則為52.5人,換言之安徽每7826名考生只有一人考上北大,而北京則每190名考生就有一人考上北大,為安徽的41倍。以2009年招生為例,上海的復旦大學在上海本地的招生名額為每萬名考生招117.1名,北京4.2名,全國平均2.2名,但山東、山西、廣東、內蒙則在1名以下,因此上海考生考入復旦大學的機會為全國平均的53倍,山東的274倍,內蒙的288倍。錄取差異的背後反映的是地方保護主義和戶籍歧視。
改革開放後,國家不再包攬人民從出生到墳墓的安排,但在保留戶籍制度底下,無論出生、教育、工作、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受戶籍影響。在農民工或異地勞工的流動頻繁的今天,戶籍制度似乎已不能應付社會所需,有礙社會正義。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不能不講社會公平正義。發達省市的經濟發展的背後其實是不少外地勞工、農工民用青春、勞力、血汗以及與家人分離的代價換取的。外地務工家庭理應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容許融入務工的城市,享受當地的社會福利和配置,包括教育、考試、醫療等。但現實是外來務工人員在城市基本生活的各方面都面對不少壁壘。
雖然當局近年有推出政策照顧到發達省市務工的外來人員。在教育方面,北京、上海等地推出異地高考政策,讓非當地戶籍但居於當地的考生在居住地應考,但政策的門檻不低,考生的家庭亦須在當地有穩定的居所、工作以及繳納一定年期的社保證明等,基層農民工子女難以受惠。而且此舉亦備受北京、上海本地人壓力,紛紛抗議外籍人佔用本地教育資源、影響本地人的權益。當然,他們似乎有意或無意間忽略了外籍人在本地工作所帶來的經濟成果和貢獻。
而當局近年為縮窄不發達地區高考錄取率與全國的差距,藉發達地區高考生源減少的契機,調整各地的招生錄取比例,給予西部不發達地區學生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促進社會公平。去年網上便流傳各省高考招生名額調整計劃表,根據教育部文件要求,高等教育資源豐富、升學壓力較小的省市,應進一步增加收錄部分中西部地區的生源。計劃表上顯示,湖北省在2016年被抽走學位數量最多,本科和大專共計減少4萬學位,約佔其招生數的四分之一;江蘇省則次之,減少3.8萬學位,約佔其計劃招生數的五分之一,輸出生源比往年增加2.1萬。這引起江蘇、湖北兩省民眾在當地的教育單位門前聚集,抗議當地需向中西部省份「輸出」學位,影響本地考生利益。雖然其後當局多番強調當地高等院校招收本地生的總量不低於往年,但縮小地方差異似乎是大勢所趨,然而訊息透明公開亦有助免除疑慮。
有建議提出摒除地域差異,全國按分數統一平等取錄。然而由於大陸幅員廣闊,各地經濟的發展程度有明顯差異,東部沿海的發達地區學生所得到的教育資源亦遠超於西部內陸省份特別是少數族群的學生,在內陸基礎教育資源薄弱下,平等取錄似乎亦未能達致公平,內陸省份的升學率難以提升。長遠而言,要達至公平當然要透過發展、資源調撥以縮減各地的經濟差異,包括教育資源差距,改善內陸省份教育資源薄弱的問題,讓學生不論地域都享有受到同等程度的教育、被高等院校取錄的同等機會。但在短期而言,藉著學額分配,作後天的高等教育資源調撥亦似乎是當下縮窄差異的終南捷徑。
但要訂定一個各地都可接受的學額的分配準則並不容易,非中央的一紙命令即令各地俯首,而需經多番的談判和交易妥協。一如中央與全國各省市之間的財政資源調撥角力,經濟發達的省市從來都有較強的發言權。而且在高校學額問題上,政府同時亦要面對來自當地家長的壓力,倘若訊息不透明、沒有充分的諮詢溝通,弄不好隨時會引發群體事故。在達致社會公平,照顧地域差異之餘,亦要擺平各地的利益羈絆,將一碗水端平從來並非易事。
參考:
高健:高考學位眾省難「調」的悲哀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521/s00012/1463767157025
張千帆:廣東安徽考生進北大概率只有北京學生1%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6/26/15556045_0.shtml
澎湃新聞:恢復高考40周年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292
跨省招生計畫引爭議 教育何以「公平」
http://opinion.caixin.com/2016-05-14/100943680.html
促進高考公平的調整為何引發家長恐慌?
http://news.sina.com.cn/pl/2016-05-14/doc-ifxsenvm040539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