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震驚世界的中國八九民運已經過去28年。新一代對八九民運的印象恐怕愈來愈模糊。我們對事件絕不可「不想回憶」，應該「必須記住」！我們不僅要紀念曾經為中國民主奮鬥犧牲的學生和平民，而且要總結過去民運的經驗，以指導新的奮鬥。這個總結工作的基礎，便是讓被遺忘的歷史浮出地表。中國工人曾經參與八九民運，而且當時對中國前途提出過一些獨特的思考和意見，值得整理出來。因資料所限，以下事件發展敘述以北京工人活動為主，主要根據《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1989》（香港工會教育中心，1990年）編寫。
（上篇請按此）
少數人提出「工學聯合」
指出這點，不是為了責怪工人。何況，上面指出中國經濟的現象未始沒有道理（只是誤把其當做社會主義罷了）。問題是，當時的知識界普遍忽視工人利益，轉而期望「企業家階層」擔當民主旗手。具體到民運策略上，鮮有人提出把工人利益的要求納入民主運動的綱領內，及發動工人聯合學生。參與過1970年代末西單民主牆運動的任畹町恐怕是唯一例外：
八六學潮缺憾在於民主、人權、自由的空泛口號而無具體的行動綱領和長遠的奮鬥目標，沒有代表人民提出反對通貨膨脹、降低物價、提高工資的要求，因而失去了支持，八六學潮應該產生自己的理論總結。
只有當幾千萬產業工人意識到自身民主權利不是靠他人賜與而是靠自己爭取並足以掌握局勢的時候，中國的生產騰飛和民主事業就接近實現了。……
工人兄弟們，合法組織起你們自己的社團吧！學生同工人的聯合萬歲！
另外，一批署名「民師大」的傳單呼籲工人階級成立類似「團結工會」那樣的組織，幫助學生共同戰鬥。但是，這類意見並非主流。
說回工自聯。根據其《籌建綱領》和《臨時章程》等文件，北京工自聯的性質是：
由工人自願參加並通過民主程序建立起來的完全獨立的自治組織，不應當受其他組織的控制。
根據大多數工人的意願，提出自己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要求，而不應當僅僅是一個福利組織。
宗旨是：
爭取民主、反對獨裁、支持聲援保護絕食學生，與大學生和全國各階層人民一起推進國家民主化進程。
監督中國共產黨；
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事業中有權採取一切合法而有效的手段監督其法人代表，保證工人真正做企業的主人，在其他企業、事業中通過與企業主談判或採取其他合法手段保障工人的權益。
北京工自聯散發的傳單之中，以《告全國同胞書》（5月17日）、《和全市人民書》（4月20日）和《十問書》（4月20日）較值得注意：矛盾直指官僚特權和腐敗，並提出一系列民生民主要求（增加工資、穩定物價、公開高幹及其子女帳目）。
5月初工自聯組成以沈銀漢、劉強、韓東方、梁洪、老蕭五人為領導。
5月13日天安門學生宣佈絕食。19日工自聯宣佈正式成立，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及《首都工人宣言》，呼籲工人罷工，並將指揮部搬進天安門廣場。20日首都宣佈戒嚴後，工自聯成立「工人糾察隊」、「工人敢死隊」，負責堵住軍車進城。5月25日，工自聯發起遊行示威，並發表《籌建綱領》和《臨時章程》。
這段時期，工人和學生的合作較前密切（形勢使然），工自聯組織比較成形（制定了綱領和章程），較有計劃地展開了廣播、發佈傳單、與學生聯絡和堵截軍人等工作，因此受到中共嚴重注意。有人事後分析，工自聯5月下旬成立且有與學生更緊密合作之勢，是中共下決心鎮壓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京學生約5月17日開始，到首鋼家屬區向工人演說，呼籲罷工，武漢遊行隊伍中出現「工人聲援團」橫額，廣州遊行隊伍裡面出現「標誌汽車廠」（中外合資）橫額。5月17日北京遊行中有拉著「首鋼工人老大哥」旗幟的工人隊伍，約200多人，口號有「聲援學生」、「總理為何不理？」、「李鵬平庸無能」等，也有其他工廠的隊伍。5月18日，北京數十萬人上街遊行，以市民、職工為主，上海、杭州、蘭州、西安都有大遊行，有些以工人為主體。戒嚴後，各地大學生到工廠區鼓動工人罷工，首鋼、武鋼是學生尋求支持的重點。各地部份工人組成了工人自治組織，5月25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組織遊行，隊伍比較整齊。
工自聯5月19日宣佈成立，26日舉行中外記者會、27日與學生、市民和知識界發起十點聯合聲明、28日參加「全球華人民主大遊行」，令當局覺得需要加緊動手。30日當局捉拿工自聯三名領導：沈銀漢、白東平、錢玉民。第二天韓東方率領工人和學生到公安局示威、交涉，當晚三人獲釋。但6月3日《北京晚報》發表《北京市總工會公佈》，指工自聯是非法組織。當時形勢已非常緊急：軍隊進入人民大會堂及地下鐵站，大街上有軍民衝突。工自聯決定號召全市工人於6月4日舉行大罷工。但太晚了。6月4日的軍隊清場，工自聯在天安門廣場內的總部亦被搗毀。
大逮捕和判刑
隨後是大逮捕和判刑。工人中的積極份子比學生受到更嚴厲的鎮壓。僅六月便處決了27名工人活躍份子（北京工自聯佔14人），2人被判終身監禁；上海工自聯90名核心成員中抓了72人，值得一提是上海三名英勇的工人徐國明、卞漢武、嚴雪榮因堵住火車於6月21日被處決。劉強被捕（6月18日）、韓東方自首（6月19日）。
六四鎮壓後後一星期，上海、成都、武漢、西安、南京、黑龍江、合肥、長春、杭州等地，部份工人上街堵橋堵路，甚至臥軌，但沒有出現大罷工。
八九民運期間，工人為什麼未能形成廣泛動員呢？大致原因包括：
1.工人多以幫助、支持學生開始介入，期間雖提出自己階級的要求，但主要是民運的配角角色。運動的口號、目標和行動多以學生為主，缺乏明確的屬於工人自己的目標和主動性；
2.學生和知識界對工人介入民主運動心存防避；
3.工人組織程度較低，各城市參與遊行的工人不到全市工人的15%；
4.策略上，北京工自聯花較多時間留守天安門，而沒有從四月底便持續深入基層工廠單位，建立全市和全國性的組織網絡。所以當後期形勢危急時，工自聯不能成功號召總罷工。
鎮壓工人換來二十多年社會穩定？
有人認為六四的鎮壓是中共能夠從八九年到現在有效維持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中共要是當時不採取這樣的強硬手段，就不可能維持社會的長期穩定，沒有這麼長期的穩定，就不會有今日中國的經濟成就。
這種說法會讓人得出一個結論：中共雖然有很多壞處，可是它至少維持了中國政局的長期穩定，也是全靠這長期的穩定才有現今的經濟發展。這無形中認可中共對於採取強硬措施的自我辯護，等於承認中共在面對八九民運時斷然採取清場的手段是正確的，亦是必要的，也就是從反面同意為了經濟發展就必須要維穩、同意中共鎮壓有理。
「因為中共鎮壓六四，導致這二十多年來中國工人運動衰微不振」——這種說法過分誇大了當時工人在民主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同時也誇大了打擊的力度。其實在八九民運前，中國的工人運動就沒什麼發展了。六四鎮壓其中當然包括對工人階級的鎮壓，但它直接對工人運動鎮壓的成份並不大。再說，八九民運時工人階級並沒有動員到很大的程度，尤其是根本沒有形成一個鮮明的階級的集體力量，並在八九民運中無論行動上抑或政治上有獨立的表現，主要是起著支援學運的角色。固然工人對學生有不少支持，尤其在阻止解放軍入城的時候，北京市民（其中大部分是一般工人）發揮了很大作用，可是這些都不是階級性的集體行動，也不是由於工人階級性的鬥爭而招致中共的鎮壓。
所以，強調六四鎮壓是對中國工運的決定性打擊，因此妨害了工運往後的發展，其實很沒道理。把六四鎮壓的作用誇大到好像該次鎮壓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維穩的問題，這也是錯誤的。
展望工人民主路
近二十年沒有發生與八九年相當或者更大規模的運動，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非任何單一事件。八九民運的爆發，迅速發展到那麼大的規模，然後又釀成那樣的悲劇，其實並非早已成熟的革命危機的顯現。這麼一個只能算是客觀上接近了革命的群眾鬥爭被暴力鎮壓後多年還未有新的大規模反抗發生，這是不難理解的現象，並不需要特別加以解釋。
至於中國新的革命危機為何尚未成熟，原因至少包括：中國經濟還有發展、中共的統治層未有重大內部危機、鎮壓機器的強大、工人欠缺真正的階級鬥爭的經驗、近期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退卻等等，而決不是任何單一因素。不過我們應該特重視由於近期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退卻所造成的群眾對社會主義思想的疏離這個因素。因為在這方面最需要我們去努力工作，也是在目前中國政治環境下比較容易實際著手並且比較容易見效的，就是通過持續而深入的宣傳工作，解釋中國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的演變及對勞動者的利害關係，恢復工人大眾和青年學生為工人民主鬥爭的信心，以此作為日後組織化的政治基礎。只有具備了相當的階級覺悟和鬥爭經驗的勞動者和青年集結一起，形成堅強的政治核心力量，未來自發的大規模群眾鬥爭和統治階級危機爆發真的出現了，才有可能打開出路。
2009年3月初稿、2017年6月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