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參與八九民運的經過與展望(一) | 林致良

按:震驚世界的中國八九民運已經過去28年。新一代對八九民運的印象恐怕愈來愈模糊。我們對事件絕不可「不想回憶」,應該「必須記住」!我們不僅要紀念曾經為中國民主奮鬥犧牲的學生和平民,而且要總結過去民運的經驗,以指導新的奮鬥。這個總結工作的基礎,便是讓被遺忘的歷史浮出地表。中國工人曾經參與八九民運,而且當時對中國前途提出過一些獨特的思考和意見,值得整理出來。因資料所限,以下事件發展敘述以北京工人活動為主,主要根據《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1989》(香港工會教育中心,1990年)編寫。

發起工自聯

至遲1989年4月中,有部份工人自發到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聽學生演講。漸漸地,他們覺得需要參與這場運動,首先需要把工人組織起來,聲援學生。4月17日十多名工人發起「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工自聯)籌備小組。4月19日晚上新華門外發生警察打學生事件後,他們覺得需要立即成立工人組織保護學生。4月20日他們在天安門廣場西北角貼出《告全市人民書》和《十問書》,支持大學生的正義鬥爭,呼籲警察「站到人民一邊來」、「不要充當人民敵人的工具」,並提出「增加工資、穩定物價、國家官員及子女收入支出要公開」的要求。

不過,天安門現場部分學生對工人主動地介入民主運動有抵觸情緒,部份學生明顯地想把運動限定為學生和知識份子的運動,以為這樣可以保存運動的「純潔性」,對工人組織具有戒心。直至五月下旬前,學生指揮部都沒有讓工自聯進入天安門廣場設立大本營,工自聯只好在廣場東北面的西觀禮台設立指揮部。5月23日,三位來自湖南省瀏陽市的青年魯德成、喻東嶽和余志堅向北京天安門前的毛澤東畫像潑墨,以此表示否定毛的權威。他們主張完全推翻共產黨專政並要求建立民主政府。事後他們竟被北京高自聯學生糾察隊拿去官府法辦。這兩件事具有象徵意義,反映北京參與運動的學生、知識份子與工人市民之間的矛盾和對運動的不同想象。

最早出現聲援學生的獨立工人組織是北京,其後在上海、廣州、杭州、濟南、長沙、南京、西安、蘇州、福州、呼和浩特等市也相繼成立,名稱或叫工自聯、或工人敢死隊、工人自治會、工人聲援團,不過它們都比北京成立的較晚,例如廣州工自聯,要到6月4日才宣告成立。

北京工自聯的活躍份子約100人,外圍支持者(包括組織堵軍車的工人自衛隊、工人糾察隊)約300-400人,憑工作證登記為會員的約2000多人(截至5月初)。領導核心包括劉煥文(早期參與)、劉強(時27歲,3209工廠印刷工人、工自聯主席,糾察隊總指揮)、韓東方(復原軍人,豐台區鐵路局零件廠維修組工人。任總指揮、發言人)、呂京花、白東平、錢玉民、賀利利(北京工人大學講師)、沈銀漢、梁洪、老蕭等。

從4月20日至4月27日,北京工自聯一方面到北京附近工礦向工人宣傳,鼓勵工人加入工自聯,另一方面與「北京高校自治聯會」(簡稱高自聯)接觸,希望與學生互相呼應。

4月26日人民日期社論指工自聯是非法組織。工自聯向政府公安局、市政廳申請立案被拒。逐發表《告全國同胞書》並參與4月27日學生發起的環城大遊行。

同情絕食學生,批評權錢結合

工人活躍份子為什麼想到要組織起來呢?主要是出於同情學生,對學生喊的口號「反官倒反貪污」、「反對官僚特權」有共鳴。另一個原因是他們覺得全總不能代表工人:

(全總)它是騎在工人頭上的貴族。

當時大家都清楚政府管轄下的工會都是聽共產黨的,都不是代表工人的利益。他們不會替工人講話;工人有意見向他們提,但總沒有什麼用。所以想成立一個獨立的「工人自治會」的組織。

他們對八十年代中以來的市場化改革對工人造成的惡果有一定揭露。一位擔當工自聯籌委會委員說:

因為改革開放,大部份企業實行了承包制,就是說,把原來的大鍋飯變成了小鍋飯;許多企業情況的好壞,主要看其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看它的原料來源是否有保障等等。各個企業的命運起了變化,其中就有了差距。在這種混亂的政策下,承包實行以後,大部份企業的生產狀況並不很理想;除了一些外資、中外合資和一些大的、原屬中央部一級或省重點企業有保障以外,大部份中小企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壓力。這幾年的工資政策、工資調整中,因為工人不可以拿獎金,就使他們在工資、福利方面原本跟幹部產不多的保障受到了損害。就是說,幹部在生活福利、醫療方面還是有保障的,而工人除了副食品補貼之外,其他的就跟幹部、知識份子有一定差距。他們主要靠生產是否景氣。景氣的話,獎金才有保障;如果生產狀況不太好,獎金就不可能發太多。……這就造成不少工人收入因物價上漲而在生活上入不敷出的現象;加之社會上不正之風盛生,工人的地位在城市就變為最低層。所以,他們的不滿情緒和怨言,是普遍的。這在民運之前的幾年中,已經普遍存在。

另一位工人領袖接受訪問時說:

我認為,目前的經濟改革,都是以追求金錢和商品為目的,當中國人民忍受不了這種商品經濟時,特別是上層權力腐敗、官僚腐敗,給人民帶來災難的時候,人民所受的壓抑必然會爆發出來。

所以,1984年國慶遊行時人民自發的喊出「小平你好」的口號,五年後當改喊「小平小平,八十高齡,治國不靈」、「小平小平,解甲歸田」甚至「小平下台」,就不難理解了。

工人活躍份子對打著社會主義的官僚專制也有相當批判。《一個工人致學生的信》呼籲:

要向工農兵宣傳「全民所有制」實際上已變成了少數貴族老爺所有制,廣大工人農民創造的財富,少數貴族老爺享受,他們稱我們為「國家主人」,可是主人幾世同堂,住房擁擠不堪。他們自稱「公僕」,卻到處建別墅。「主人」擠公共汽車上班,「公僕」卻擁有許多高級轎車,還有警車為其鳴鑼開路。

北京工自聯5月17日發出的《告全國同胞書》這樣寫道:

我們認真核實了對工人的剝削帳。剝削方法是按照馬克思《資本論》告訴我們的方法。我們將全部產值扣掉工人的工資、福利、醫療及必要的社會積累、設備折舊及擴大再生產等費用外,我們吃驚地發現:「人民公僕」侵吞了人民盡血汗創造的全部剩餘價值!剝削的數值是空前的!殘酷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雖然工人切身感受到市場化改革的害處,但他們當時還未能把這種社會觀察提升到宏觀分析的層次,不能提煉出一套符合工農利益、有別於自由市場經濟的社會願景。一位擔當工自聯後勤部長的女售貨員覺得:

再走社會主義的路是行不通的。如果想把國家沿理好,無論從政治角度還是經濟角度,就得走資本主義的路,要有自由經濟(按價值規律辦事),不要壓抑工人的才幹,要讓他們有選擇工作的權利。……資本主義「物盡其用」,有能力的人不愁沒有用武之地。

另一位工人活躍份子說:

由國家控制生產,而不是以市場需要去生產,所以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很慢的。如果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就可以很大幅度地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我認為在這個階段,就應該用資本主義的經濟方法和建設。這樣比較適合中國。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