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的失語——當運動和世界和你有所距離時應該如何自處 | 覃俊基

◼︎前言:無法說明自己的故事

在漫長的生活裡,你總會發現某些時候你不想加入討論。我認為父母的爭拗是毫無疑問地排首位。所謂引火燒身,而父母的火最是令人無奈。

不想插嘴的原因也有不少。第一種自然是「無所謂」。即是去大埔飲茶還是去沙田,蒸魚還是蒸排骨我覺得毫無分別。I just don’t fucking care。煩厭,迫不得已的話就盡量和稀泥一下,然後寄望不要引火燒身。

令人焦慮的是以下這種。你不是不介意具體結果,而是不覺得可以讓他們理解自己的理由。例如要在大家樂和飲茶之間,或者是否人山人海時去上香。不是說我無法解釋大集團的霸權,而大家樂又是其中對員工不好的表表者;我也不是不能解釋我無意加強任何對怪力亂神的執著;而是在那些場景父母不會理會你這些想法,那些場景裡無法做到這樣的溝通(你也大概不想花那些力氣)。有效的溝通有很多前提,例如時間、大家的關係、信任、信仰系統,識見、經歷、態度等等。在很多的對話場景裡,這些條件都不存在。於是我們就會陷入一種失語的壓抑。

6月9日,反送中遊行


◼︎左翼在這場運動的壓抑

逃犯條例抗爭至今,已有些許日子。在上週日6月9號的大遊行後,一位友人煞有介事說想和我談關於整場運動的種種。老實說,夜貓工作百廢待興,心力已耗得差不多;而我自己對整場運動感覺不大,亦總覺得香港太過依賴動員式的運動(但同時也承認短時間之內不會有太多alternative的現實)。不過,有關運動的討論,以及如何處理因此而來的焦慮也是我挺在意的事,也就欣然相約時間在網上談了好一會。

如我所料,大部份傾談其實多數都是聽下訴苦居多。這朋友也是左翼的一份子,在這場運動中感到異常煩躁。而原因其實也容易想到,這場運動掛帥的明顯就是法治與言論自由——自由主義式的法治與自由。而任何稍為認真聽過左翼觀點的人,都會對這些自由派的執著感到非常疑慮。但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卻又偏偏被這些自由派的聲音主導,群眾亦明顯是因為這些理由起來抗爭。他感到異常的失語,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不參與這場運動嗎﹖這不就是脫離群眾﹖參與這場運動嗎﹖卻又無從發出自己左翼的聲音,更是要重覆著自由派的觀點。他說,聽著在街頭有人喊起言論自由法治那些,群眾歡呼,他自己就覺得有點難受,甚或倒胃。

◼︎壓抑和失語的源頭

作為左翼,這種壓抑是我們時常感受到的。畢竟香港的反對派始終是自由派當道,而左翼又是如此弱小。那些對形式民主的執著的大型運動就是最好的例子,或是所有福利都被化成「民生」而不是政治化的再分配鬥爭(而現在民生的旗幟居然一定程度被建制派掌控了)。但那些運動方向和論述始終比較寬闊,我們總比較容易發聲,說出一些左翼的道理,例如指出普選並不足夠,將爭取福利的說法變得militant一點等等。或許成效不彰,但聽到的人還是有。退而求其次,我們就在抗爭形式上做文章,嘗試越出自由派和平理性的框架。

但有些時候你會發現你的立場特別難傳遞出去。例如反國教,好像除了說中共洗腦便甚麼也說不了,要說一個有左翼視野的國情教育又未必有足夠料子;另一個則是曾俊華選特首,他媽的我那時簡直覺得大家都瘋了,居然覺得選一個商界代表就會比林鄭好。但這些時候,那怕小眾,你還是覺得能夠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夠簡單說出自己的立場聲音。

但我最深印象的是王維基的港視事件。那時運動的聲勢也是不錯的,但左翼似乎只能在中共建制控制媒體頻道,和其讓出空間讓資本媒體可以運作兩者之間選擇,實在是令人難以下嚥。我想,勉強地說,打破獨大,讓統治階層之間有所鬥爭總是好事,但欲將這種立場這種難受,在當時的運動處境說得清楚卻是難之又難。或者應該說,不是說不清,而是難以簡單說出些甚麼來彰顯自己的立場,而又不顯得脫離形勢——在中共派系欲抓緊自己權力,而群眾又正與此抗爭,你說資本的媒體一樣有問題不過勉強也會支持,實在很難讓人聽得入耳。

這次逃犯條例,在我而言就比較接近港視事件。這次運動的方向相當精確,反對這條條例,而原因就是對中共法制的不信任,而背後原因與意識形態就是自由主義式的言論自由和法治,在運動形式上也是舊瓶舊酒,不過更為用力:透過港人一直以來對中共的恐懼來作動員。這種恐懼的核心有二,一是對六四打壓自由的回憶,二則是對中共的法制、貪污等等。如果說前者有點抽象,甚或已經有點褪色,而且在爭取上沒有方向的話,那對中共法制的恐懼則是更加在地——司法人員的不透明和腐敗對港人的直接影響絕對要比抽象的打壓自由大得多。It works。老一輩的中年民主派支持者都被驚動了——我媽就特地告訴我家父也會去遊行,而年青的就更是把握著在社運沉寂的氣氛下難得展現自己立場的機會。這是最穩妥,最受主流認可的良心展現方式。In a sense, this is almost boring.

但運動精確,就意味著容許左翼詮釋的空間極度狹少。左翼可以作出一些宏觀策略上的分析,例如嘗試去想像這和中共的整體戰略,如中美貿易戰,香港對國內工運的影響等等去思考這件事;也可以從一些邊角位出發,例如強調新移民的參與,或是在運動形式上再次重提比較激進化的視野。但在根本的立場上,左翼的想法無法map在當下的對抗之中。左翼尷尬的地方,就是它固然反對香港司法的倒退,但也覺得當下運動之中過份高舉自由法治的說法實在有問題。簡而言之,就是我們固然反對,但反對的具體細節和主流有很大的距離。但在一場已經去到百萬人上街,群情洶湧的情況下,這種反對原因的討論實在不會有多少聽眾。如果這是曾俊華式的事件還好,因為大家可以本著良心地說主流民眾的具體訴求真的有問題。但如果在當下嘗試展現你左翼的立場,反自由主義的理據又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和群眾意見相左之餘也像在打擊運動,但你又不是不反對逃犯條例——簡而言之就是不符合運動現實。所以焦慮、壓抑、失語。

/「畢竟香港的反對派始終是自由派當道,而左翼又是如此弱小。」所謂弱勢,不單是指人數,而是我們發現在運動的對抗性場景裡,左翼的聲音難以被傳遞。/


◼︎左翼應該學會面對自己的弱勢

那我們左翼應該如何自處﹖如何疏解我們的立場和站在群眾一方的張力﹖

左翼有各種不同的堅持與執著,但在我而言這不僅是反資或撐勞工的原則。其中一種最重要,也是對運動形勢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對於社會權力的更替和對抗有更深入的分析和理解。我們相信思想的改變有物質基礎,而不是在有一個抽空、理想的思辯空間說服別人——這本身就是一個權力的鬥爭。就正如在父母的某些爭論間,你自己也知道自己某些的想法不是沒道理,只是irrelevant而已。如果這裡說得太抽象,那大家可以回歸到這一節最開首的一段:「畢竟香港的反對派始終是自由派當道,而左翼又是如此弱小。」所謂弱勢,不單是指人數,而是我們發現在運動的對抗性場景裡,左翼的聲音難以被傳遞。

既然自由派主導的本次(以及還有很多的)運動,我們發現自己難以展現左翼立場其實相當合理。我們應該坦然接受這一點。這種弱勢,不單是在思想上,也在組織上(例如勞工組織的弱勢或被收編、民陣的構成),各種上層建築(如法律本身),而綜合展現出來的方式有時是我們沒有論說的能力、容易被忽略(反國教),或立場與群眾相左,而且無法輕易說服他們(曾俊華),另一方式就是我們和群眾的要求一致,但無法簡單說清自己的立場,而及這種立場在實際運動中扮演無足輕重的角色(港視、逃犯條例)。

如果香港的左翼強勢,是次反逃犯條例根本不會以現在這種方式展現出來。例如運動不會將法律抽象化,而是指出具體人民如何被法律壓迫,而這裡又有階級的分野——大陸富商和窮人面對中共法律的壓迫並不同,又或是中共的法制近年如何被利用人來針對勞工NGO,而具體運動就會借此組織、動員香港的低下階層,引燃對貧富懸殊及勞工困苦的憤怒。在這樣的一場運動下,左翼對於法治、對自由的看法才可以輕易地和自由主義區分起來,在實際運動中有著重要的角色,得以簡明地滲透出去。但我們現在並不是在那個possible world,那一場運動。

我們必須要學會承認這些客觀的限制。這不代表我們無事可做。以上說過,那些各種邊角位的補充,例如就抗爭策略、宏觀國際的分析、關於新移民的參與等等。我很慶幸這些工夫已有朋友補上。但我們需要承認,我們無法對運動有太大影響,也不會有最清晰而且與別不同的立場。我們可以嘗試說清自己所想,但這只能以較細膩的方法(例如是文章而不是口號),而且有效的溝通也大概只能依靠透過建立組織內部傳播。這是注定受影響的群眾會少很多,也不可能主導運動的方向,但這就是弱勢的結果。

無法處理那種失語和壓抑,往往會使我們頹喪起來,離開大型運動,只辦合乎自己思想的東西。但年青左翼的朋友經常忘記的一點是,自由主義在港有今天統治性的地位,除了其附之於資本主義之外,更因為自由派至七、八十年代以來,數十年來的工作的成果,這甚至再追溯到國內的自由主義工作,以至八九民運的犧牲。

當下左翼的發展不會是一蹴而就。我們要記著這是二十年起跳的漫長功夫——我們需要有這樣的耐性和理解,不能就此從運動中退卻,要和群眾站在一起,才能慢慢說服他們左翼的願景,哪怕我們有時發現,不是每一次的運動或抗爭,我們都能有效地展現我們左翼的視野。

/當然,另一邊的陷阱就是為求貼近群眾然後忘卻了自己的左翼立場。如何走這條鋼線,終究在乎一心。但有些基本的問題還是可以自我叩問的,你是否在嘗試說服群眾﹖你又是否只求群眾的支持﹖/


◼︎說明立場不是自絕於群眾

另一方面,令人覺得顫慄的是,是這種無法處理失語的焦躁往往可演變成一種扭曲:為求突出「左翼」的立場,蓄意將自己的立場和主流(自由主義傾向)的群眾對立起來。是的,我們討厭自由主義者將普選、法治和自由放在神壇上;但因此將之加上「資本主義式的」、「為私有財產服務的」然後就棄之如履……說真的,這不單在現實上顯得荒謬——因為自由主義式的各種自由不單有其限制,也有其有價值的地方;這也更是無視了左翼、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在理論上、歷史上的複雜交錯。

這種必須將左翼鶴立雞群,說到底是一種不健康的態度,忘卻或無法承認意識形態傳播本身也有其物質限制的展現。要做的是接受那些限制、然後徐徐圖之,慢慢擴大左翼思想的影響力,而不是自我劃界然後作眾人之敵。這是左翼最易邁上自絕群眾之路的方法——無法接受難以述說,難被理解,然後故意將立場激化、批判所有較為「溫和」態度以突顯自己的正確。這就是far-left自我邊緣的老故事。

當然,另一邊的陷阱就是為求貼近群眾然後忘卻了自己的左翼立場。如何走這條鋼線,終究在乎一心。但有些基本的問題還是可以自我叩問的,你是否在嘗試說服群眾﹖你又是否只求群眾的支持﹖當群眾的想法有問題是,你會說甚麼,又會用甚麼態度和他們說話﹖還是只是透過責難/顯示自己與別不同而自我感覺良好﹖你又是否充份理解,和你有不同意見的行動者的想法和感受﹖只要你願意進入複雜的細節,具體的形勢,而不是只抱著立場,或是不抱著立場,那就不會太過份。

比如說這次反逃犯條例,是的,當下的運動太過高舉所謂的法治或言論自由;其中的反共也是沒有細節,只懂進入獨裁vs民主的對立而忽略任何經濟制度的壓迫。我還可以再多舉兩點:是次運動的根本模式沒有反省以往只懂動員忽略組織的典型自由派運動模式;以及從民調我們可以看到,低收入、低學歷對這場運動的支持率雖是反對多於贊成,但均是不足一半——這是中產化運動的典型標誌。我們不應盲目跟隨主流話語,以上這些均是我們左翼應該要嘗試提出的。但要表達這些左翼的觀點,並不需要只指當下的運動錯之極矣、應該如何如何云云。或許這樣的說法使「左翼」和非左翼涇渭分明,但卻不見得是說服在運動中的群眾的好方法;實際左翼對自由主義的法治和自由的看法也不是此白彼黑。「國內司法很有問題,保持香港既有的做法也是要的,不過現在香港的法治不也是照樣檢控雨傘運動的人嗎﹖」這難道不是更準確,更有力的說法﹖

◼︎結語

對處於弱勢的香港左翼,如果想擴大影響,不自絕於群眾,學會接受,懂得如何處理那種壓抑和失語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心性的工夫多於政治判斷。但我以為這些事應該不用我特地說明。我這樣想是因為大家都有相關的經驗——比如說應對父母。大家應該理解到有時就是無法清楚表明自己的立場,因為自己的經歷和想法和父母距離太遠;亦知道要說服母親不用去求簽不能只求當刻的論辯,只能透過理解然後徐徐圖之,直批對方的立場毫無可取就更只會引火自焚。當然,最常見的處理父母方法就是放棄溝通說服,我也承認自己大多時候皆是如此。不過父母會嘮叨著叫你多回家吃飯,但群眾只會離你而去;而且有很多事情,要比去哪吃飯或求簽重要得太多,不是可以放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