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次運動中尋覓自由 | 李峻嶸

大型群眾運動之所以重要,不但因為它可以帶來制度或者政策上的改變。就算制度沒有變、政策沒更改,大型群眾運動往往帶來新的認識。因為當整個社會進入了一個政治化和追求行動的氣氛,既有的常識往往被動搖。例如二零一四年的佔領運動沒有令到人大改變其八三一決定,但大量群眾卻因此鍛鍊了街頭鬥爭的技巧,為今次運動的局面奠下了根基。 既然社會運動、左翼運動的目標就是要改變社會,其內涵亦包括改變大眾的認知和常識,那麼在大型群眾中如何介入就非常重要。


之前覃俊基寫過一篇文章提到左翼在這次運動中的「失語」,引來正反兩面的不少迴響。對我來說,左翼如果在這次運動中「失語」,應該是有以下的一種感覺:群眾運動出現了,但支持著這次運動的價值和情緒,卻大多本就是這個城市的基本常識。如果左翼希望透過今次行動令大眾思維向左移一點,似乎比較困難。這是我所理解的左翼「失語」。


有這「失語」就不參加行動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左翼難道不要香港相對寬鬆的政治活動空間?左翼難道不珍視免於恐懼的自由?既然這都是我們主張的,那支持和加入運動就理所當然。


2019年6月21日,灣仔警察總部外


參加運動不會解決「失語」的問題。但近來運動的發展卻似乎有令左翼有比前多一點的發揮空間。首先,是警權問題。六一二鎮壓揭示了統治階級控制下的警察可以有多暴力。不但在街頭上成為警察暴力受害者的群眾見到,其他市民看電視或者網上的片段也看到。這也是為甚麼即使林鄭在六月十五日讓步後,六月十六日的示威人數比六月九日還要多的原因之一。警察為誰服務這個問題,又或者是如何約制警權的問題,應正是左翼論者可以更多發揮的地方。


但我更想提的是另一個面向:自由。「自由」這個價值在這次運動經常被提及。例如我們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所以不能讓大陸司法制度的影響力延伸到香港。事實上,香港的自由,特別是遊行示威的自由,也不是從天而降的。四十多年前,是在維園內示威也會被警察打到頭破血流的時代。沒有前人的鬥爭,今天我們不會認為上街遊行是理所當然的權利。有了二零一四年的經驗,不少人甚至覺得佔領馬路都是合理、和平的行動。


六月九日百萬人大遊行後,政府堅持十二號二讀。大家想像行動要升級時,出現了三罷的想像。在網上,罷市、罷工的聲勢一度看漲。但老實說,六月十二日街頭上為何是青年學生(尤其是正在放暑假的大專生)居多?因為真正能罷工的人不多。而一些能罷工的,其實也是因為老闆罷市抗議,才可以有「罷工」(但嚴格而這也不算是罷工了)的「自由」。也有一些是因為老闆同意下請假,也與一般對「罷工」的理解不同。


現實就是這樣。假日示威如果是自由的象徵,工作天示威就難得多了。因為令我們失去工作天示威自由的,令我們失去自己調配時間自由的,其實就是資本、是僱傭關係。現在就要高舉「廢除僱傭勞動制」嗎?也不是。不過重要的是,如果國家機器的暴力是威脅人民自由的話,其實當不少人在六一二這個比六月九日更重要的日子思考自己有沒有空間罷工時,這個過程很可能已拉闊大家對自由何時會被侵犯的理解。那麼,無論是基層還是中產,大家在這個過程中應該都可以明白打工仔女要共同的面對的難題。誰說這些種籽,日後不會茁壯為對工人議題的關心以至是階級團結的動力?當然,要令這些種籽更好地生長,還是要有人好好栽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