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逆權司機》，自己哭了。
自己哭，除了是因為覺得光州事件被鎮壓的學生很慘，鎮壓、屍體遍布街頭和醫院的畫面都令我聯想起雨傘、六四的情景。觸景生情，令人痛心。
不過，自己哭，都是因為覺得自己和不少香港人為民主所做的付出實在是太少了。光州的學生和市民，即使在軍方鎮壓下，也前仆後繼去走上街頭要求民主，最後甚至被槍殺、被軍人毒打。相比之下，我自己在香港幫忙爭取民主，相比他們所做的真的是很微不足道，付出真的很少。至少沒有坐牢、沒有被打、都沒有付出生命。
不過，之後我開始想，為甚麼南韓人能付出那麼多而我們香港人不是這樣?
想了一會，我就明白了，差別在於會不會為他人和自己相信的理念付出。
先講德國記者，他可以選擇在日本繼續過平靜的生活，但他卻願意冒險到南韓。即使槍林彈雨，被特工追捕，都願意拼死採訪。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希望報導真相，他同情南韓的示威者，因而願意冒險。
再講光州的士司機。他們本來可以選擇過平安的生活，繼續不問世事。不過，他們看見軍隊開槍殺人，忍不住，決定利用的士衝入槍林彈雨下不顧安危去迎救他人。他們為了幫助記者逃生，竟然願意駕車與特工車輛相撞，捨生救人。為甚麼他們能夠這樣做? 惡怕是因為他們覺得他人的生命、民主人權的重要性，被自己重要，因而願意捨己救人。
再講幫德國記者做翻譯的南韓學生。他被特工活捉，特工叫他呼叫外國記者交出菲林，這樣他就可以保命。可是，學生卻沒有叫記者交出菲林，反而是叫他逃走。結果，學生被特工殺死，但記者卻成功逃走。為何學生能這樣做? 也許是因為學生覺得世界知道真相比自己性命更重要，因而願意捨棄自己生命，成就更大的願景。
話時話，南韓市民真的值得有民主，因為南韓軍人殺入光州、開槍，他們竟然有膽走上街頭。他們願意捨棄自己成就社會，實屬難得。
因此，南韓人能成功，也許是因為他們願意放下自我，學懂付出。
反過來看香港，有多少人可以像南韓人一樣付出那麼多? 如果要解放軍殺入香港，大部分香港人(恐怕這一堆人當中還可能有我)應該躲在自己家內不出來。如果要香港人坐牢，即使我們香港有一班活躍社運的人願意當政治良心犯，但大部分的香港人(恐怕還有筆者)都不會走出來。劉山青、黃之鋒、佔中三子、梁天崎願意坐牢，但香港有多少人願意坐? 好吧! 也許道德要求太高，畢竟筆者自己都做不了，叫香港人佔領街道吧、佔街太激進就不如上街吧，好多香港人其實都不會願意走出來，覺得自己沒有時間覺得遊行太熱覺得你佔街會令我自己不能上班(不過，光州的士司機卻不會因自己沒有時間工作太忙而不願意走出來拯救學生)。激進行動，他人代勞，有代議士代抗士，他人走出來要求民主，我坐在家內坐享其成，何須香港人出手?
事實上，即使主角漢城司機，都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一開始，主角漢城司機，絕對是南韓版的藍絲帶。很重視物質和金錢。你千祈唔好示威，因為你示威會阻我賺錢。一講到錢，就會和客人斤斤計較。會願意到光州，不是因為理念，而是因為外國記者願意給他十萬可以讓他發財。很保守，覺得世界沒有事需要改變，軍政府統治下的「南韓模式」經濟發展欣欣向榮，世界己經很好，只是大學生無事找事做出來搞事。女兒遇到不公，司機都不會教她挑戰不公，而是告訴她世界本身就是艱難和不公平，有些事只能接受。重視物質和金錢、觀念保守，絕對是藍絲的典範。
不過，為何他會如此? 筆者不敢認自己完全理解藍絲，但自己卻發現了漢城司機有一項特質，那就是他也是一個只有自我沒有他人的人。重視物質和金錢、與客人斤斤計較，也許是因為他心中只有自己，心中只有能令自己過我愉快的錢，卻不會想女生大肚其實都很慘，都不會想學生要求背後的原因，因為他只有自己，都不願意理解人。他心中保守、不願挑戰不公，其實都是因為他心中只有自己，因為他害怕參加政治、挑戰權威會令他惹禍，為了自己，所以他不想挑戰建制。也正因他只有自己，所以他很怕事，他到光州後，面對軍人鎮壓，多次想逃走。
可是，他後來卻出現了轉變。不顧記者，自己逃離光州後，司機發現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光州發生的事，都開始同情光州內的人。就在這刻，司機開始覺得光州那堆人命比自己和自己的家人重要，才決定回光州拯救記者。轉變的，不單是他的政治立場，不單是他發現了軍人統治的殘暴，更是他的心態，因為他由一個只有自己，只有自我的人，變成一個會關懷他人的人。
講那麼多，其實不是要大家放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重視個體價值和權利，重視他人和自己的價值，走出來要求有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制度，是民主人權的根本。光州人走出來要求民主人權，都是建基在個人主義下的人文關懷。
我想叫大家放棄的，是自利主義(Egoism)，就是只顧自己，卻不願意為他人和自己理念付出。當大家不願意為理念付出，不願意關懷他人卻只顧自己的安穩生活，我們還可以要求更好的世界嗎? 我們還可以與高牆對抗嗎?
坦白說，不要講大部分香港人，筆者自己都不願付出那麼多(要付出生命、要坐牢對筆者而言都有一定難道)，即使梁天崎去我那麼前都坦白告訴大家其實他自己都怕死不願付出那麼多。不過，即使我們香港人很怕死，也許我們都要由自己、由身邊人開始做起，學懂付出、學懂放下一點自我。至少可以抽一點時間寫信給政治犯、出席重大集會和遊行? 如果己經做到這一點、十分活躍政治的人，也許可以進階，學懂去放下更多，不要那麼怕坐牢?
民主之所以能建成，是因為前人放下自我，願意為後人付出。也許，我們要建立民主，就要先學懂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