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其間，有一類新聞得以廣傳：因著疫情關係，全球的生產與消費都有所降低，這些對環境帶來顯著正面的影響，例如某某研究指出那裡的空氣污染少了，河水清了，又或是某些野生動物重新出現了等等。
這類新聞算不上是在瘋傳，但願意轉載的人還是不少。這也不難理解，畢竟在疫情時代，大部份的訊息都充斥惶恐、憂慮、指責以及憤怒，環境變好是少數絕大部份人都樂見的新聞。這種對美好的期盼，甚至令我們很多人轉載那些後來被證實為惡搞的「動物回來了」新聞。
But let’s be real. 到底這段時間的動盪，對環境的影響到底有多正面﹖
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ssociation, IEA）發表了一份研究，預計全球的CO2排放將會減少近8%，是歷史的新高。其總降量量是08經濟危機降量的6倍，更是由二戰以來的總降量的2倍。各種對能源的需求均下降了，這是因為很多人都要留在家，而商業活的減少導致的減排遠超於家庭消耗的上升。
聽上來很輝煌。可惜的是，根據專家估計，如果要避免高於所謂的1.5C（即以工業化前的全球溫度高1.5度，氣候危機的重要溫度指標），那由今年2020年開始，需要每年下降是15%，正至碳淨排放（Net emission）跌至零為止。近年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的報告便指出過1.5度和2度將會是巨大的分別，其對糧食、食水、各種氣候災難，因而帶來的衝突，也是我們無法想像的尺度。如果要「瘟疫減排」至1.5度，根據估算，哪怕可以保持每年8%的跌幅，就算未來10年均是疫症也不夠降至1.5度。
（順帶一提，即使現各國嚴格遵照他們自己所定下的減排目標（Not going to happen），預計的溫度是3.2度。）
這也是為甚麼氣候危機每每帶給人絕望，以至不想理會的感覺。畢竟疫情帶來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例如大部份的飛機已經停駛，路面上也少了很多車輛，還有就是大量下降的零售活動——旅遊、飲食、娛樂等等。這樣的消費下降不單百年難遇，疫情帶來的各種不便也是令人難以忍受。難道這樣都處理不了氣候危機嗎﹖
這樣的說法基本上沒錯。我們可以由以上的數據看到，單靠消費上的轉變根本不足以——不夠快，不夠多——處理氣候危機問題。事實上是全球二十家石油企業的CO2排放量佔全球的三入之一；首一百家石油企業排放出超過70%。而石油工業基本上是緊緊的鑲嵌在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之中，在生產上那是能源、化工到塑膠；即使在金融市場也如是——早前的期油風暴對整個金融市場做成龐大的影響。要真正處理氣候危機，必須要摧毁整個石油工業，從根本改變本個資本主義制度才可以解決氣候危機問題，這也就是為甚麼越來越多非左翼人士也意識到所謂的system change not climate change或是生態社會主義ecosocialism的說法。必須要有大型、結構性的轉變，不是大家行多幾步坐少點電梯；而是必須全面增強公共交通，以及將其電動化，才可以解決
此外，從疫情之中我們可以看到，消費上的壓縮必定有其限制，因為這會嚴重影響我們的生活質素——疫症的減排8%算是不錯，但我們有希望說服群眾永遠以這種頗極端的方式生活嗎﹖推而廣之，身處亞熱帶/熱帶的國家的市民不能永遠不開冷氣，寒冷地區的人也總要開暖氣，我們也總不可能永遠足不出戶。呼籲每個人改變消費來減排並不最有效，也不是最公允的方法。根據研究，全球最有錢的十分之一的人（不是國家），排出的CO2佔全球的一半；根據推算，Top10%人的碳足跡是最窮10%的人的60倍，1%的話則是175倍。在有錢人依然繼續擁有私人飛機（或經常乘坐頭等）及室內游泳池之前，要求普通人嚴重犧牲其生活質素來解決氣候危機問題，不單無效率而且不公平，政治上也不切實際，因為很多人的生活已經相當困苦，很難要求他們再作太多的犧牲。
如同面對疫情，我們要講求的是大型的集體改變，這不單意味著個人的習慣（洗手、帶口罩），而且要講求大型政策（封城，停課，停工），而且還要面對每個人的生活處境，以及公平性（如失業援助，免租）。英美兩地疫情相當嚴重，還是有不少市民支持重啟經濟（雖然在民調上大多數人還是支持封城），不單是因為其政治領導層滿口謊言誤導市民，也是因為政府的救助不足，他們已開始無法維持生計，使他們哪怕知道危險也要爭取「非科學」「非理性」的解封。要解決氣候危機，也就同樣要針對問題的核心——結構性的大型變革，以及變革必須確保大部份人能夠安穩生活。一味只談要帶求個人作出改變和犧牲，政治上一定是死路一條。
——C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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