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 | Tony

我認識的一位內地同學,她結識了香港男朋友,非常勤力地學廣東話,在學校找了一對一的導師上堂,偶爾拿著教材問我怎樣讀,我費了好大功夫才解釋到「床角」和「牆腳」的發音不同。她對反送中運動的銀髮族很感興趣,我帶她一起參與了某場銀髮族集會,跟公公婆婆們做訪問。可是,在訪問中她幾乎都沒怎樣說話,說了也是蚊滋一樣的聲音。我問她怎麼了?她擔心如果別人聽到口音很重的廣東話,知道她是內地人,會不願意敞開心扉說話。後來在佔領大學的數場戰役期間,她撰文解釋示威者沒有針對內地同學,官方的做法反而製造矛盾。有人罵她為甚麼要幫香港人說話,但也有內地同學說她講出了自己的心聲。

我也認識一位內地同學,他吃過好幾次催淚彈了,自己去示威現場時中過,也試過落街吃飯無故入了包圍網。他的內地朋友找他帶路參觀運動,高峰期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做「社運導遊」。有時他也買了樽裝水,遞過物資。我們問他你不怕嗎?他說哎在那個氣氛下很難不去幫忙啦!

過去幾日,有不少人寫過各式各樣類似的港漂例子,有走到前線的,有誓要懲罰所有黃店的。每當有人討論「餐廳不招待內地人/講普通話者」是否歧視的時候,我都覺得大家不是說著同一班人。可能很多人想象的是某個發燒但狂吃退燒藥,還要到處去玩的傳染者,抑或是某個狂熱的小粉紅,日日喊著留島不留人。但我想著的,是這些我真實認識的朋友們,光是想到他們吃個飯可能得思前想後、遮掩口音,我只能感到憂心與羞愧。不是所有的差別待遇都有問題(沒人覺得黃店寫不招待警察有問題吧)。問題是,一些差別待遇會否傷害到無辜的人、乃至我們身邊的人、同路人呢?就不能夠帶個黃絲內地朋友去光榮冰室吃飯嗎?

其實只是提倡一種警惕:不輕易將語言、出身、政治立場等等直接掛勾,並留心差別待遇帶來的後果而已。如果一間我相熟的餐廳寫上「不招待內地人/講普通話者」,我很願意跟老闆聊兩句,說一說這標準考慮不周之處。而道理上我們難道不明白,目前香港的武漢肺炎患者,已經大多是本地居民嗎?可是,有些人非得要提出些偏執的論調。例如,聲稱這是中產和知識份子才偏愛的「政治正確」。說一種觀點是政治正確,將它當成僅僅一種慣例、偏好,就可無須討論「現實上有沒有人受到不公正的傷害」了。往往,這樣說的人也都是中產和知識份子,不知哪來的自信,總覺得自己特別能代表草根說話。

也有人類比,日本打中國時,中國人歧視「日本鬼子」不可以嗎?納粹時期,猶太人又不可以仇視德國人嗎?但像我一位朋友說的,「舒特拉的名單」那個舒特拉,也是德國人。何況,香港受到中共壓迫是事實,但終究跟戰爭侵略或種族屠殺大相逕庭。香港人回內地旅行或工作,並沒有顯得像是二等公民。而在香港濫捕濫暴者,包括昨天讓許多人開了香檳的那個警察,名義上語言上通通都是香港人。我看不到我那些港漂朋友,如何享有超然於本地人頭上的權力地位,是活該被餐廳寫明不被招待的,完全不管他們有否回過內地。將「香港人」和「中國人」類比成邊界分明、你死我活、被屠殺與屠殺者的關係,跟現實有很大距離。

一直以來,都有人宣稱,香港要建立起反抗的共同體,歧視是必然的副產品。那是必要之惡,甚至單純就是必要。我從來沒有覺得這中間有甚麼邏輯關係。在這半年以來,我看到的是,建立反抗的共同體,就是靠反抗本身。所以高官黑警藍絲不屬於「我們」,就算他們土生土長講廣東話也好。這共同體的邊界,為甚麼不是用行為和價值來界定,而是得用語言或者出身呢?至少我認為,對於邊界保持開明的警惕,並不損害人提起勇氣,為了公義,向遠處拋出一道火線。

——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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