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的局勢及大方向 | Tony

◼︎為甚麼政府暫緩修例?

要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推測一下,為甚麼政府強推修例?有人認為這是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可是這考慮向來存在,為甚麼政權要在這個時點做?因此,有不少人認為這跟近來中美貿易戰的局勢相關,修例可以捉抓潛逃香港的貪官貪商、打擊走資,亦能針對外國人,反擊引渡孟晚舟。可是,我認為無論從哪一個意圖去想,修例都不是十分明智的做法。若針對公安部前副部長陳智敏所指,「有名有姓」的「三百個經濟重犯」,逃犯難道不懂得跑嗎?修例只會把他們趕離香港,迫日後的逃犯跑得更遠而已。若是打擊走資,又為何剔除跟走資密切相關的商業罪行(證券及期貨交易、國際性資金轉移、涉及財政、課稅或關稅等)?而反擊引渡孟晚舟,中國境內本身就大把外國商人可以抓了,也沒必要從香港引渡。

對中共的即時好處不明顯之餘,害處倒是很暸然的,就是美國特朗普政府可以打蛇隨棍上。修例一來踢開了原本堅定支持香港政策法的在港美國商人,令特朗普政府有機會順利取消香港政策法,打擊香港經濟地位,二來增加延長貿易戰的理由,兩者都可令中國的經濟危機雪上加霜。

如果成本效益的考慮是這樣,中共又為何要下這一著昏棋呢?更有可能的推測是,修例是出於地區官員的提案。根據各方猜測或爆料,有說是中聯辦,有說是林鄭及其他港府高層,總之他們因為台灣逃犯這一偶然事件,而提出修例,以求日後升官發財。各種修例的「目的」可能都是他們用以說服中共高層的理由,但並不是真正的重點。儘管我們目前不可能知道事實,但這一推測的含義是,修例不是中共高層共識底下的「硬任務」,亦跟其戰略利益有張力。從結果論,暫緩修例的決議肯定要有中共高層同意鬆手,所以他們重視當下的經濟秩序,多於其他考量。

當然,我不是說這是暫緩唯一的理由。近幾次動員超乎所有人最樂觀預測的震撼規模,絕對是令管治者忌憚的一大因素。我們不用妄自菲薄,小看了社會運動的力量。也不用以為中共就是鐵板一塊,毫不考慮任何成本,非要收緊對香港的控制。政治反抗的空間總是存在。

◼︎不能掉以輕心

然而,我們也不能誇大了目前的勝利,甚至認為形勢大好。首先,貿易戰大概還是會過去的,說不定這一年來就會完結。來自美國資產階級的反對聲音很巨大,特朗普政府也不能一直強硬下去。另外,「美國-香港政策法」不是無敵的護身符,我不同意像一些人說的,一旦取消香港特殊關稅地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就會消失。過去中國利用香港特殊地位的方法是,以香港為白手套(如開一間看似跟內地無關的公司),借此避開其他國家貿易及科技轉移的限制。這有一定重要性,但跟金融層面並不是直接相關的,因為金融關乎的是中國如何利用香港的制度、大量國際金融企業和專業人才提供的服務,去引入國際投資,或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所謂外國制裁、外資撤走,也只是說說而已。連六四之後的所謂國際制裁也維持不久,又怎可能為香港做些甚麼,外國又不真的是自由民主的捍衛者。至於外資,如果他們有這麼怕,早就不在內地做生意了,只要有利潤,他們又何懼這些風險。

因此,假如等貿易戰接近尾聲,中共再下令強推修例,並不會犧牲其核心的經濟規劃及利益。而另一方面,儘管目前的修例內容不湯不水,用來幹甚麼都不太明智,但它的內容是可以根據局勢再行修改的。若要打擊走資,把商業罪行加回去就行。若要打壓政治犯,就改短一下刑期準則(七年–>三年/一年),添加一些罪項。以上配合對香港司法系統的進一步滲透,就非常「實用」,甚至可以直接取代廿三條的功能。這絕對還是統治階級想要的一項工具。修例仍是一把刀,只是尚未開鋒而已。而且,如果讓反對運動徹底得勝,政權絕對會覺得這樣「助長了香港反對派的氣焰」,危及管治效率和穩定。所以,政府的策略是短期內轉為低調(但視情況,盡量清算示威者),長期一旦貿易戰過去,香港反對運動重動員輕組織的弱點一一浮現(缺乏策劃、內部紛爭、民氣下墜等),修例就可能捲土重來,甚至是來一個更兇惡的版本。

◼︎未來方向

因此,未來的方向,不能一直指望有利的國際局勢。短期而言,我們要有策略去達成未竟的訴求,最最重要的,自是阻止政權清算示威者。除了進一步的街頭行動,之前大家提出的一些方案,例如是交通癱瘓(迫爆地鐵、路面慢駛等)及金融行動(擠提、兌外幣等),非常值得具體策劃。這些不需要強大組織基礎、個體代價甚低、政權不易反制的行動,是目前我們最有可能的升級方向。阻礙將來自影響其他民眾所帶來的社會反彈。可是,我們有必要去擴寬行動的手段,提升香港社會對這些做法的接受程度,這是無法繞過的挑戰。

中長期而言,目前大家都期望,由此運動延伸,影響到區議會乃至立法會選舉的局勢。這將是重要也絕對值得發展的面向,但我想先說一說不那樣樂觀的因素。首先,這場運動無疑動員了極多人,政治化了不少以往較中立的群眾,但一來數字的估算可能多少有誇大,二來它沒有打破泛民對建制的兩立狀態,建制對於群眾的既有組織和說服力仍屬穩健。而如何將此事件帶到向來不那麼政治化的區議會選舉,也是一大問題(如質問某建制區議員關於修例的看法,他大可用官腔回應,然後轉移去講所謂「民生」問題)。因此,儘管確實扭轉了風向,但是否能在議會全面剷除建制派,仍有疑問,而是否可借此重燃起香港民主運動,更是言之尚早。

選舉以外,便是組織力的提升,這是強化香港反對運動「體質」的關鍵。區議會勝利,進而組織社區街坊,是一個方向。不少人感到罷工作為政治性抗爭的必要,是工會擴大的良好切入點,即使不是那麼直接。最見直接效果的,可能是在學界方面,沉寂一時的學運,也是時候重新聯合和壯大了吧。唯有這些不同面向的組織基礎結實了,未來才有可能打條件更惡劣的仗。

以上,是非常粗疏的局勢分析和大方向的描述。我們左翼對於這個大方向,既要有一定的配合,但當然更重要的,還是在自由主義及本土派的議程之外,建立自己的力量。這要怎樣去思考,就讓我們另文再作探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