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酒商的利潤主要來自過量飲酒和酗酒的人。如大部份的癮品，社會整體的不健康和它們的利潤成正比。」
酒不只是高檔貨。酒商其中一項重要營商策，就是以極便宜的價錢售賣大樽的高濃度酒，如30港元一支700ml的威士忌或伏特加、或3公升裝的高酒精西打酒（7.5% abv）。這些都是吸引過量飲酒的人購買的。換句話說，酒商的豐厚利潤，是建基在損害這批人的健康之上。為酒精設定最低價是一個簡單又不會太intrusive的做法，但最大的反對聲音自然是來自酒商。
酒不應禁絕，但也不應該喝太多。問題永遠是如何在社會的層面維持一個平衝。整體而言，資本主義下的商人——酒商、大農場、油工業，都只會認為這些重要的平衡是利潤的障礙。
//英國衛報: Problem drinkers account for most of alcohol industry’s sales, figures rev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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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據英國的調查，窮人過量飲酒的的情況最為嚴重，酒相關肝病病患率比富人高3倍。」
為甚麼人會酗酒，抽煙，過量喝咖啡，通通都有其社會成因。不是說你窮就一定會抽煙喝酒，但貧窮的壓力會驅使人去做很多富人不需要做的事。一個教師再大壓力也很少要在週末對著十支大啤，但一個保安的機會就大得多，而一個老闆就更不會。
與此同時，當健康出了問題，窮人能夠處理的資源也少很多。收入的不平等，其實也是健康的不平等。
//英國獨立報: How do we tackle alcoholism? First, stop denying that it’s part of the culture of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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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19世紀德國工業化早期，工農資本家均會售與工人烈酒，以讓他們抵抗每天15小時以上的工作。」
當時的大農場主直接將其農作物發酵，製成烈酒，一方面直接售與自己的農場工人，又會售與其他工廠主。加工代表更多的剩餘價值，麻木的工人可以被榨取出最後一分力，也不會有空組織反抗。我們常說資本家創新——先不說這有多準確，但文學創作、科技發展等實在不可以與這些殘酷的創意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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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此同時，及後出現的德國社民黨卻又極度依賴酒吧作她們的組織據點——由合唱團、下棋到政治辯論都離不開酒吧的啤酒。」
19世紀，在德國首相俾斯麥取締社會主義的組織、集會權與宣傳品期間，酒吧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極度重要的組織點。事實上，在反社會主義法的打壓下，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力反而持續提高。其最主要的理論家考茨基便直言，如果全面禁酒，工人都回家不去酒吧的話，那工人階級的團結將會大受影響。酒吧這個「共同空間」以及酒精作為潤滑劑的重要性，實在不能低估。
//Jacobin: Booze and Socialism//
https://jacobinmag.com/2018/08/schnapps-working-class-alcohol-drinking-b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