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Harvey
翻譯：成
校譯：大王
原文鏈結：https://tribunemag.co.uk/2019/01/a-tale-of-three-cities
編按：這是著名馬克思主義者David Harvey為英國左翼雜誌寫的文章。題目是關於房屋（以至城市）的三種價值型態: 使用價者、交換價值、炒賣價值。不同的價值自然帶來不同的城市形態，對其市民帶來重大的影響。
在本文中，大衛．哈維穿越使用價值之城﹑交換價值之城﹑和投機收益之城，追溯我們和住房之間的關係。
一間房屋，是一件簡單得很的東西。但它同時也是一件商品，如馬克思所言，它富含「形而上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自1945年，我在英國一個安全﹑安穩﹑體面的工人階級社區內的房子裡長大。當時，房屋體現的是「使用價值」 ，雖平凡但穩固。它構築了一個安穩 （儘管有點壓抑 ）的空間，讓我們可以在其中飲食﹑睡覺﹑交際﹑讀故事﹑做功課﹑或者聽電台廣播﹔容納一個家庭，連同其內在複雜性和張力，使之可以免於過多外間搔擾，棲居﹑共處。鄰舍關係雖然不是很親密，但總算友好﹑熱心互助。那時候的城市，是使用價值之城。
但是，我對還清房貸的那天，記憶十分深刻。我們稍微慶祝了一下。當時我意識到，這間房子有可以傳給後代（如我）的「交換價值」。但我們從未談及此事。在我們家附近，有一些社會住房的屋邨。我覺得這些房子還算不錯，但當我和一個住在那裡的女孩交往時，媽媽極力反對 —— 「住在那裡的人都不務正業，不可信任」，她如是說。但在我眼中，他們的住處雖然較為樸實，但看來總算是安穩的生活環境。我們聽同樣的電台節目﹑大家的孩子在街上玩著相同的遊戲；但是，他們在選舉時都會支持工黨。在我的社區裡，工黨和保守黨的海報都有。自1890年代，英國政府一直置力推動工人階級置業，這是政府掌控社會和防範布爾什維克的手段。就像美國人所說的：「房債纏身的業主不會罷工」。
1980年代，重心開始轉移。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出售社會住房，人們便更熱切地關注自家房子的交換價值。推行置業政策的「房屋互助協會」（building societies）運作方針改變，不再是本地工人階級組織，越來越像銀行。公營房屋的佔比，從1981年的接近三分之一，跌至2016年的不足7%。在理想的新自由主義世界，所有的房屋都應該是私營的。如Colin Crouch所言：「社會住房的租客，是『前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廢棄殘渣」。從此，我們走上成為私產制民主之路。房屋由租金（收入）或裝修費用（成本）組成，整個社區似乎就可就此「升級」，重點在於增加房屋的交換價值，視之為一種儲蓄，以及增加個人財富的軌道。自置物業作為個人財富成了常見的話題。「下等人」（例如有色人種或移民）會被驅逐，以保障社區內的房產價格。社群隔離加劇，門禁社區發展蓬勃。空間被圈禁起來，城市中的公共空間萎縮。
到20世紀末，重心再次轉移。房屋被視為投機取利和累積資本的工具。房屋就像提款機一樣 —— 人們透過物業按揭的再融資，從中提取財富。信貸和流動資本沖擊房屋市場，驅使樓價驟升驟降。轉變背後，一股駭人的力量正冒起：焦點不再是房屋，而是其所在的土地。土地的地價，與潛在投資者再開發新用途後的地價，兩者差價越來越大。。為實現土地的投機價值，就要趕走現有房客﹑改變原有用途﹔除非現有住戶能為了留下來而付更高昂的租金。
世界各地的大型都會地區都能找到具戲劇性的例子。以中國為例，2004至2015年間土地價格翻了五倍。地價成本在樓價中的平均佔比，由2008年的37%，升至2010年的60%。各地的低收入人士，要麼被迫遷，要麼就要硬扛天價租金。Dinny McMahon在《中國奇蹟的句點》（China’s Great Wall of Debt）書中指：「數以百萬計的居民因無法負擔樓價，被拒於所住城市的房屋市場之外，而情況只會愈來愈差」。
馬克思不會為此驚訝。他曾說，「貧民之於房東，比諸波托西的銀礦之於其礦主，更為有利可圖」。他還說，資本家屯積房地產，構成比以前更「龐大的力量」，可以「將那些爭取改善薪酬的工人，逐出他們視為居所的土地」。他觀察到「投機的對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本身」。
在很多社區中，低收入人士被迫遷，為高端投資機會﹑昂貴的公寓大樓﹑或諸如Airbnb等的其他新用途讓路。主宰房產交易的，不再是單純的「交換價值」：爭逐資本累積，才是操控房屋市場的主要動機。房地產價格飆升，得益的表面上是業主，但獲利最多的其實是銀行﹑信貸公司﹑與及參與這場投機遊戲的大型財團和對沖基金。
當大崩盤來臨，一切就顯而易見。銀行得政府注資「紓困」，而業主們則被丟去股市餵大鱷。2007至2010年間，美國有數以百萬計的居民的居所變成銀主盤，而各地迫遷低收入人士的步伐都正加速，面臨毀滅性的社會後果。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將被賤價甩賣的房產全部收購，房產被丟空不能住人。僅餘的公營房屋，因為緊縮政策而怠於修繕。我們被告知，唯有私有化，才能改善這些公營房屋日益惡化的狀況。結果，迫遷專家成了私有化的主力推手，加速將低收入人士可以負擔的住房，轉變成投機取利﹑以市場為本的房屋。
這就是投機收益之城︰ 人們無法長期定居﹑社會團結和社區的公共連結瓦解。房地產商以虛構的優越生活品質推銷高尚住宅區（通常都是門禁社區）。這甚至乎成為了一項實際的專業︰他們稱之為「都市想像工程」。真相是社會關係被嚴重破壞。Glyn Robbins在談及席捲倫敦的罪案風潮時指︰「很多年青人切實地感到，在利益主導的新自由主義都市政策之下的城市，自己並無立足之地。他們發現，在自己出生的社區，根本不可能負擔得起房子，令他們無法展開獨立的生活。他們的社交網絡﹑歸屬感﹑被成人世界尊重的感覺，都被拉扯至瀕臨崩潰。沒有其他處境，能更完美地將年青人逼入死角，使得他們對他人，甚至乎自己的生活都漠不關心」。和我成長時相比，這個世界已變得截然不同。但房子，始終還是房子。
不同形式的價值，一直糾纏共存於商品形式之內。房屋之中的價值形式，在近數十年的房屋市場發展中共同演化，並最終促成現今的僵局 —— 這樣的投機炒賣邏輯，令地球上過半居民無法找到一個有像樣的生活環境的合宜住處，因為土地和房產市場都被霸權主導。但如此境況，不是必然的。最近在整理書房時，我找到一本紐約市政委員會在1978年出版，關於房屋的小冊子。標題是︰《公共領域的房屋︰ 唯一的解決方案》。1978年，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有830億美元預算去實踐這個解決方案。美國各地成立有限股權合作社，以及社區土地信託，提供非市場的解決方案。到1983年，住房及城市發展部的預算銳減至180億美元。至1990年代克林頓主政時，終被徹底廢止。40年後，我發現自己正在思考的這場全球災難，正肇因於當年我們沒有踐行這個顯然而見的解決方案 —— 公共領域的房屋。使用價值必須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