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現在的節日是顯得如此的商業化和形式化，甚或大多數人均將之理解成從勞動中解放的假日，我依然認為節日是重要的。或者換個角度，哪怕在當下的社會條件（過勞、資本主義化），群眾依然願意為一些節日付出莫大的勞動（如新年或清明）。或者最基本的一點，在如此差的情況下，節日依然沒有消失，仍然是一個龐大的群眾現象。
現代大半的節日，均源自傳統習俗或宗教。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我實是希望除了五一勞動節以外，有些日子讓我們可以紀念、回憶還有反省。任何的政治體系需要其穩定性，而社會主義國度的穩定性不是來自強權或欺騙，而是社會主義精神的薪火相傳。
但那應該是甚麼呢﹖一個太想當然的自然是馬克思的壽辰、或是資本論的出版日。畢竟就批判資本主義而言，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思想家的影響力可以稍為接近馬克思。就算是和馬克思（主義）相左的種種傳統，不單無法繞過他，更無法拒絕他的種種分析工具。如果一個左翼節日是要紀念某人，我想不到更好的。
但我更願意節日不是紀念哪個誰。雖然說底層的抗爭歷史非常久遠，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全部，但集體的抗爭是任何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我更願意有這麼一個「抗爭節」去紀念、慶祝不同地方大型抗爭勝利的歷史。我希望這裡指的抗爭勝利，是指人民真正有所付出的集體抗爭，而群眾在其中扮演重要的決定角色，而不是純粹由領導者決定方向；統治階層也因此被迫作出真正的退讓。特別提起這些前設，是因為抗爭、人民勝利這詞已是用得很濫了。事實上有絕大多數的抗爭，要麼不是真正有所付出的抗爭，要麼不是人民決定，要麼沒有真正爭取到甚麼。（比如我認為香港歷史上沒有符合以上條件的勝利，而香港作為已發展地區中剝削最嚴重的城市，實在不是偶然）。
但如果真的有這麼一個社會主義國度，我幾可肯定在其生成的過程之中，必然有多次這樣顯著的勝利。其中所牽涉到的價值——對團結、對犧牲、對人民自主、對統治階級的反抗——這些都應該透過節日，既定的形式去將之固化，用以紀念傳續。
話說回來，任何可以稱得上真正社會主義的國度，必然有著很多的假期。所以可能真正要面對的是如何選3個人物或是6項抗爭去紀念吧。
C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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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滿難的，在左翼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人和事，只能說也太多了吧？而且，說不定在那個時候，以「假期」來當一個紀念日的意義，已經薄弱了許多。現在我們對於「放假」的渴望，來自我們想擺脫沉重而無意義的工作，尋求一點難得的閒暇。但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中，工時已經大幅減少，無意義的工作也盡量被刪減或以機械取代。人們的勞動和他們自身有更親密的關係，或對社群有直接的貢獻，或能達致自我實現，發揮才能及創造力。如此一來，對於「放假」的渴望，已經沒那麼迫切了吧。
說不定比起以「不勞動」來紀念一些甚麼，以「某種勞動」來紀念甚麼反而更有意義吧？譬如我們用集體的大掃除（可能刻意放棄機械的協助，用人手和簡陋的工具來做），來紀念千千萬萬個辛勞的清潔工。我們會遙想社會曾經有那麼多人，工時極長、工作條件極差，清潔明明是集體的責任卻積放在少數的工人身上。但我們透過社群的集體分擔，加上大力投入這方面的技術發展，終於消除了此一苦況。我們在那一天會學習各種相關的歷史與知識，了解一切的得來不易，了解社會進步背後曾經的犧牲，並思考我們還能做甚麼讓社會變得更好。
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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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不多，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其實不多，獻醜了。
首先，古往今來的節日都是為了維持某種信念。例如較明顯的抗戰勝利、國慶等，都是配合儀式建立政權合法性或民族主義。
其次，思考社會主義要有甚麼節日，就應由社會需要甚麼信念開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同。前者是剛剛革命建立的社會，百廢待興，更帶有舊世界的痕跡，人人所得的，仍是按勞分配。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談到社會主義，在此抄書一段：
「這裡確實有“平等的權利”，但這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這個“資產階級權利”同任何權利一樣，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任何權利都是把同一標準應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應用在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權利”就是破壞平等，就是不公平。
（……）
……然而各個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強些，有的弱些；有的結了婚，有的沒有結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要由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到共產社會的「各取所需，各盡所能」，我猜其中一個任務應令社會大眾理解上述兩種權利的不同吧。更何況，簡單劃一的平等觀也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天天教我們的事情，英雄式的史觀、去context的成敗論：李嘉誠的成功是因為其過人的勤奮而不是時代的機遇、基層日做數十小時卻在制度之下走投無路也被歸究個人的問題……人與人間的樊籬令互相體諒已經很不容易，何況在資本主義這個高度原子化的社會。
所以我覺得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有節日教我們惦記自己幸運和不幸。重點是，這一切，都是有不是必然如此，而是社會制度如果將人的幸運和不幸放大，然後我們都deserve一個更平等的社會。
阿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