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未畢業時參加過些校園小抗爭（參與人數少），搞搞實習無薪問題、大學商品化等等。在大學搞這些，覺總有向無物之陣投槍之感。
例如實習無薪，唔少同學都好有火，影印送信齋坐，仲要，冇錢收。但有火還有火，實習期比盡幾個月，佔學期一成都唔知有冇，忍一忍就過。所謂抗爭，數數手指都係來來去去果小貓幾隻落水做，叫做和大學開過一兩次會。然後，幾個月後，人事幾翻新，同學畢業，實習機構變，負責老師又換埋人。所有野好似重新黎過，而問題繼續每日發生。
為何要做呢？若果把時間花在讀書上（或其他事），或者會比較實在吧。我想這個問題人人都有諗過，我也有或長或短的答案。比較切題的答案，那恐怕是左翼的歷史和宏觀社會視野，讓我較能定位自己，我做的事，其實不是我個人的、短暫的事業。
我們和某部份大學生一樣，可謂不愁衣食。之所以入到大學，與其說出自自己努力，不如是我好彩有努力的條件：近乎有求必應的父母、能夠自閉溫書的房間、由小培養出對文字和知識的耐性。而我擁有的條件，是建立在社會制度容許資源世襲，容許貧富懸殊，容許香港頭10%最錢人入大學率比窮人高3.7倍的制度之上。
如果我們會理解某些人會因為際遇和制度，而對政治不熱衷或持有保守的觀點，那麼反過來，我是否有責任去培養對權力和制度的敏感度呢？更何況，經濟和職場的壓迫悄悄滲透大學生的生活（追gpa、靚cv、生活費），並且在畢業禮後等待大家跳入火圈。
每每我諗到為何我不做乜乜呢，我就會想到為何我會身處這裡，以及有多少人沒有機會。若非這些認知和隨之而來的責任，我大概是另一個人了。
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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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身體與性格問題，我都只能選取一少部份集會參與。港人內地所生之女居留權是我真正在意的cause。家庭團聚是極其基本的人權，而人口自由流動更是左翼的基本原則。當年的事態發展，無論是香港政府謊稱人口壓力到人大釋法，實在是打茅波到一個極點。所以，這個人數少少又廣不為人所知的626居留權晚會，我近十年都盡可能參與。
但這是令我極其傷感的集會，因為這裡簡直看不到勝利的可能。我認為這是集體抗爭中最少被人提及的價值。不錯，發聲、堅持、彰顯團結、施壓等等都是重要的自足及策略意義，但貧苦大眾最需要的是勝利。而這是一個看不到勝利可能的集會。參與的人數不多，行動力也不足，社會力量可謂近乎無。對於居留權議題，輿論要麼漠視，要麼就是敵視。我近來來在看一本關於18年美國教育工作者罷工的小書，當中有列舉各個抗爭勝利的因素。政治氣氛、社群支援、組織行動力……如果要為居留權集會列一個表，我簡直可以看到在這每個空格裡都可以劃上一個交叉。
令我真正覺得心情惡劣的，是我覺得我所在意的，在為此抗爭的，與整個社會割離。為甚麼大眾要關注居留權的問題﹖香港人已經過得很相當困苦，有這麼多問題影響著這麼多人，怎麼可能排得到居留權﹖畢竟直至現在大部份港人家庭都不需要面對這問題。只要大眾沒有高度的道德情操，實在找不到理由在意（而一位神父在這場運裡扮演重要角色，實在不是偶然）。這並不像是個集體抗爭，更似是一個葬禮。
剩下的，彷彿只有堅持。這是可敬可泣的，但這沒有改變甚麼。
但在數年前的626集會裡，我意外地找到新的力量。我已記不起是甚麼團體或個人在發言。在那時，或許只是我太累，又或許是一時感傷，我忍不住舉頭四望。那是遮打花園的天空，各種的繁華與當時的氣氛大異逕庭。我清淅的感受到，這裡的壓迫，就在這一片繁華籠罩之下。而這片繁華由很多的血汗灌溉而成。香港不是甚麼科技城市，港式資本主義得以昌旺，有賴於很多條件——地產商的剝削、勞動條件與福利的不堪、政治壓迫——還有對於人口流動的操控。資本是可以隨意跨境的，富人是可以隨意投資移民的。但貧苦大眾的移動就只能服從於資本的需要。香港統治階層其實歡迎國內新移民——最低賤的工種裡我們便常看到他們的身影。但重點是不能太多，必須受控，要不然就被迫給予更多的福利了。至於家庭團聚﹖就如住屋、以及其他必要的福利一樣，事乎情況而定吧。
這其實是很基本的左翼分析，但就是這將一切連結起來。誠然，在集會裡我依然感到窒息，但我感受到團結的可能，也就看到一點點勝利的曙光。一個人道主義者可以有無比的勇氣，但左翼可以給你帶來共同，還有希望。
C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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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問題是甚麼人設計的？想要我開罪人嗎？
不過，還是勉為其難答一下吧。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出現在當年反高鐵包圍立法會的行動中。反高鐵運動令到青年政治化成為當時的熱門話題。保守勢力就斥參加反高鐵運動的人是沒有工作、沒有上學的青年，所以才有閒瑕投入抗爭。為了回應這一指責，有一次台上的人說「我地個個都有書讀有工返」，以回應保守勢力的抹黑和指控。
但我聽到這句說話時，就即時覺得非常不舒服。我明白，在場的人可能真的絕大部分都有「正當」工作，又或者是學生，甚至高學歷者是佔多數。或者，「我地個個都有書讀有工返」無疑是對保守勢力指控一個有力的回應。不過，這句說話真的很有問題。為何只有有工作或者在學學生才可有參與鬥爭的正當性？為何那些被視為「異類」的邊緣社群如失業學業人士、料理家務者、退休人士就不可以成為鬥爭的主體？背後的理念未免太過精英主義了，實際上也是對無權勢和地位低微者的壓迫。我不知道，如果一個失業人士當時在場，會有甚麼感受？這人會否像大部分在場群眾一樣，為這句說話歡呼？
我不是在說社會主義，說要反資本主義。那一刻的不滿情緒，主要因為覺得大家對「平等」這個價值如斯不敏感。其實我覺得那是很低的要求。自命進步的社會運動，怎可能和保守勢力一樣共有一種不平等的前設？或者講的人和歡呼的人真的無冒犯之意，他們可能也對平等執著，只不過覺得策略上提出和肯定這種說法無妨。但一種極度保守的價值觀其實就是藉這種策略性說法鞏固了。如果你覺得現在的我說話太小心、選擇詞彙時總是過分謹慎，其實或多或少與這次經驗相關。因為我盡量不想我自己的說話會複製了一些我不認同的秩序。
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