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週問題(2019/4/8)

這條問題不易答。在立法會中,反對派沒有足夠的票數否決政府提出的議案。只有得到商界(絕大多數來自功能組別),才有可能有足夠票數阻擋逃犯條例修訂的通過。而且,在議會外,能累積多一環的社會力量加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陣營當中,當然不是壞事。

事實上,過去廿多年來,建制派內的分裂不是從未出現過。由2003年七一遊行促成田北俊領導的自由黨倒戈、到較近期的唐英年/梁振英之爭,以至是前年曾俊華與林鄭月娥競逐特首大位,都反映著這個建制派不完全是鐵板一塊。如何嘗試利用建制派的裂痕來守住原有的自由甚至是增進我們的權益,向來都是反對派應該思考的方向。

但短期內爭取商界站在同一陣線的同時,如果因此卻提出了一些其實不太妥當的說法,就是我不得不擔心的事了。例如雖然大陸的司法制度無疑是難以予人信心,但是否就代表在大陸犯下的商業罪行就可以被當作不是一回事呢?(大劉案更是在澳門發生)就像早前大陸紅星范冰冰一樣,無疑她的突然失蹤令人不得不質疑大陸的人權問題,但這不代表范冰冰所涉及的逃稅漏稅行為就不是罪行。

有時又隱約聽到一些說法,指如果逃犯條例通過,資金會撤走,金融中心地位難保云云。先別談這些說法算不算「危言聳聽」(香港也好像「玩完」了很多次),但我們要改善打工仔女權益時,資本家及其代理人通常不又是用幾乎一樣的說法嚇我們?而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代價,我想在民主派圈中應該已是「常識」吧(可能我生活在回音壁內?)?這些說法就算意願良好,它們在鞏固的又是甚麼呢?

我不是反對爭取商界的票。但現在這尷尬情況,不但在反映著民主力量自力的不足,也確是反映了功能組別制度的「陰濕」,令人往往對資本家有一點點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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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小拉鋸中,我們應該學會意識到兩點。

政府對商界的態度,和對一般市民的態度,可謂涇渭分明。為甚麼﹖這是社會權力的分野。商界人數不多,但掌握了政治經濟上的力量,亦因如此,政府便需要向他們協商讓步。從根本上來說,這裡無關道理——某些商界的某些要求無大義可言——只關力量。泛民的要求沒有道理嗎﹖當然不。市民不認同嗎﹖我想就算心向中共的某些建制派支持者也會有點害怕這個逃犯條例。但純粹有一定的支持是遠遠不足夠。如果這些支持無法轉化成真正的社會力量,那在政治上就無甚用處。而低下階層無財無勢,力量只能靠組織而來,而最後必須以阻擾社會運作為威嚇,或罷工或佔領或暴動。所以當年23條過不了,以及現在丁屋制度依然存在。香港的政治一向參照西方民主議會的溫和,但更合適的參照對象其實是各落後獨裁國家民眾的直接。

第二點就是,當你沒有社會力量時怎麼辦﹖泛民一向有一股力量認為聯合商界沒甚麼問題,例如戴耀廷在佔中時就不止一次發表過誠邀商界一起反共。這當然在各個層次的分析與策略上都是錯誤的(沒想清基本的利益界線/商界根本不需要聯合你來拿取讓步——就如這次逃犯條例),但這不代表不需要嘗試聯合其他(敵對)社會力量。左翼常有一種傾向,就是太過著重立場,而忘記具體政治力量對比所造成的限制。沒有力量的政治是甚麼也做不成的——這是最基本的原則。在共產黨未成形的時候,馬克思也必須與社民派自由派聯合。但話分兩頭,戴耀廷式的策略錯誤不在於其聯合,而是其聯合的方式破壞了自己社會力量的基礎。我們一方面可以嘗試說服商界,但完全不需要示好,也同時要向民眾說明他們只是策略性的盟友,甚至指出他們本來就是統治者的盟友才有這樣的區別對待。

當然,在實際的執行上總不會那麼順暢,在嘗試聯合時也一定會沖淡了自己的意識形態訊息。但這就是沒有社會力量的合理結果。沒有足夠力量,又想做到點甚麼,又覺得可以保持意識形態的純粹性,這是空想。所以,在組織上和意識形態上建立以基層為本的社會力量,才是基本步。當你的綱領不能獲得貧苦大眾的熱烈支持,就是緣木求魚。這一點是中產式的民主運動所不能理解的。

C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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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有些泛民選擇這種做法,沒有原則上的反對。反對逃犯條例本來就不是一個階級性的議題,不過它捍衛一定的政治自由,對抗爭者來說非常重要。這個政治自由也讓我們有更多空間來支持內地的抗爭。聯合不同力量,在既有組織力量不足的情況底下,也是無可厚非。如果代入一個左翼政黨的身位來說的話,我會傾向作出這種聯合的呼籲,陳述利弊。但另一方面,絕不應有過份的期待。

商界和政府共處一個統治聯盟之內,政府自然會對其訴求作出回應,實際上的回應也極之迅速。沒錯,如果有了逃犯條例,就算是目前這個修改的版本,仍然會令資本家面對的風險提高。可是,商界也不會去到盡,全盤反對這個條例,怎樣也是會傾向跟政府達成某種共識。說到底,香港的資本家是相當具有依附性的,它作為一個階級的政治組織力量不強,這是殖民社會的常態,因此它也不會對政府有太強硬的立場。況且,可以想像,未來這逃犯條例的執行亦將會極有選擇性,避免為資本家帶來太大的傷害。

最近看書認識到,巴西軍政府在八十年代,由於面對經濟危機,給予外國資本更多利益和特權,吸引它們前來投資及加強出口。而巴西的本地資本在危機中,完全得不到政府支持,深受挫折之下,不少本地資本家轉向支持民主運動,有人稱之為entrepreneurial rebellion。除非香港也發生類似情況,不然我們不用幻想香港資本家會支持哪怕是基本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像戴耀廷在佔中時那類爭取「本地商人反對紅色資本」的說法,在沒有實質的政經條件支持下,只能是空想。沒有資本家會為未來某些可能的風險去犧牲現有的利益。

T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