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週問題(2019/4/3)

說為氣候危機罷課緩急不分,自然是無知極矣。嚴格來說,如果勉強要作一個排序,氣候危機是當今人類最嚴重的問題。甚麼資本剝削,人權問題全部可以靠邊站。或許在20年前這樣的說法還有一定的道理,但今天則肯定不是。如果在未來10年沒有根本性的轉變,例如開始禁絕化石燃料,全面轉向可再生能源,將會有很多災難性的後果。單說糧食產出就會大覆下跌,其影響的人口可謂百萬起跳,除之帶來的人口遷移、戰亂是必然會發生的。敘利亞的內戰就是源於百年難得一見的旱災帶來的離散與資源爭奪,背後就是全球暖化。

當然,這種無知是社會性的。 我們一直以來對環境問題迫切性的想像,完全趕不上實質的研究結果。我們總覺得這是一個optional的問題,主流的環保運動為了保持其溫和的形象,也無法將問題的嚴重性展視出來。而香港在各種社會議題上一向落後於國外。這次的運動多集中在國際學校,一方面是因為既有環保運動中產化的傾向有關,但也有這種地域性的問題。

這種落後,除了環境資訊和組織上的落後,也因為香港本身的問題。香港人實在過得太苦,而非建制勢力反抗力度薄弱,連基本的社會保障都難以爭取得到,港人的格局意識自然狹窄。所以說難以將這個問題放到香港的政治議程上,是絕對正確。但地球的問題並不會因為你落後於形勢就等待一下。我們要承認,在當下的香港,關於氣候災難的抗爭並未到達政治鬥爭的階段,而僅在於意識宣揚的層次。即使在真正關心這類問題的朋友之中,都還有太多的誤判——例如要處理這個問題是絕對不可能從個體的生活習慣處理,以及必須要以激進的社會改變為前題。由此觀之,由外國牽頭的象徵式罷課其實是一個挺匹配當下香港的運動手法,但必須要輔之激進的論述才成。而有鑑於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在眉切,我以為每月罷課一次才是合適的頻率。這樣數年下來,或許這個問題就可以開始進入政治的層面了。

C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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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生為了氣候危機問題而罷課,但有些人不但不關心,更加嘲弄這些行動「離地」、「左膠」。我還看到本土派的KOL寫各樣的歪論︰盧斯達認為環保的全球協作只屬妄想,鄭立說之所以沒辦法環保,因為大部份人沒能力做「高增值」的工作……

氣候危機急嗎?夜貓之前有篇譯文關於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指出全球平均增溫1.5度,便將造成大量天災與糧食危機,威脅數億人的生命。這個數字,最早將於2040年達到。有科學家估計,如果我們要將增溫控制在2度以內,由2020年開始(下年!),全球碳排放至少每年要減少3%,更有學者認為需要在2045年達到零排放。目前的趨勢,恰恰相反,是每年增加3%。

怎麼可能達到零排放?粗略地說,人類需要遏止瘋狂的消費主義與建基其上的不斷增長,令整體經濟縮量(即,規劃一場全球經濟衰退)。我們亦需要規模驚人的可再生能源建設,這方面已經有具體技術和方案,例如」Desertec”──在北撒哈拉沙漠建立巨大太陽能集中器,可供給歐洲15%的電力需要。但以上方法若要成真,必須要破壞資本主義,以全球協作的理性計劃取而代之。如果這只是妄想,那氣候危機就是即將到來的現實。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廿零歲,而我們又不幸地活到七老八十,那我們將在有生之年,見証人類文明的交差點︰解決危機,或者越過不可挽回的tipping point。
是的,香港在這場氣候大屠殺當中,不是首當其衝。但我會想問,政治的可能,是不是一定要基於受害者的身份?當然要負上最大責任的,是資本主義,是謀取暴利的企業與資本家。但另一方面,儘管在階級身份和生活方式上有重要差異,大部份香港人的碳排放仍是落後地區貧窮人民的數十數百倍。即使我們不是主動造成這一情況,我們仍是享受到過度消費帶來的一些好處,而這些消費的成本,其他地方的人將要以死亡、流離失所、戰亂等方式來承受。想到這一點,難道我們沒有任何責任,也沒有任何義務嗎?

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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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罷課在香港主要只能引起一些國際學校的學生迴響,其實也不意外。這現象起碼反映了兩個問題。

第一是香港自詡的國際化究竟是甚麼的一回事?在消費潮流、經濟體系與先進資本主義地區的緊密關係上,香港當然十分「國際化」。但如果是說香港社會有多受西方和以至全球各地的進步思潮衝擊,則絕對是另一回事。西方不少地方都出現綠黨冒起的現象。而就算撇下對資本主義的態度不談,環保的相關宗旨和價值,正常來說都和左傾陣營主張的「平等」較有共鳴。但在香港呢?一方面有疑似環保人士支持大規模填建人工島,另一邊廂有靠「環保」二字起家者鼓吹敵視移民。我知道香港也有一些高質進步的環保力量,而且香港有很多客觀條件與西方有別。但作為海港城市,又是熱帶氣旋經常來臨之地,氣候變化在香港真的是「注定」總是非常次要的議題嗎?

寫到這裏,想到有時連民主派一些有頭有面人士對性別、族群等議題也是不夠敏感時,我對各項整個「進步」陣營在意識的激進化只能感到悲觀。
第二個問題則是香港本身是充滿著平行時空。「香港人」真的不是命運共同體。因為這七百多萬人當中,實在有太多不一樣的生活經驗。國際學校的學生可能會和非國際學校的學生參加同一項體育運動比賽,但兩批人的生活習慣、網絡、接收訊息的渠道大概真的是天淵之別。這背後當然牽涉到階級不平等,以至是不同族群在香港擁有資源多少的問了。或者國際學校的學生多半的未來不會在香港,所以視野會不一樣?

這樣說絕對不是在吹捧國際學校或者有能力送子女進國際學校的家庭。而是慨歎不同教育體系的鴻溝,令到一班有心人想為這個世界做出一些貢獻,但卻無法(或者無力?)喚起更多人。這反過來更是警惕我自己,我有多少辦法,又或者想過怎樣令自己所信的走出同溫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