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工人黨籍的巴西總統羅塞芙（Dilma Rousseff）被彈劾下台，巴西近十四年的左翼政權就此告終。本來在今年的總統大選中，工人黨有機會靠2002和2006年兩度贏得總統寶座的盧拉（Lula）奪回政權。但盧拉卻因為貪污罪成而被司法機關裁定失去參選資格。代替他出戰的哈達德（Fernando Haddad）無法全盤接收盧拉的支持。再加上中間偏右的路線已經破產，本星期日的巴西次輪選舉，極有可能會由極右狂人博索納洛（Jair Bolsonaro）當選。
未來盧拉能否上訴成功提前出獄？巴西工人黨在極右上台後命運會如何？我們當然無法預言。但這次選舉幾乎肯定宣告巴西的左傾時代暫告一段落。但巴西工人黨這十多年的執政經驗和該黨所遇到的困難，有很多東西值得世界各地的左翼思考。本文將提出三個問題。
工人黨的妥協合理嗎？
巴西和拉丁美洲多國的左翼政黨能在九十年代末起透過普選取得執政地位，與八、九十年代宰制當地的新自由主義路線不得民心相關。簡單來說，新自由主義就是要政府將權力交予市場。這樣的路線當然會令資本勢力更大，而工人、窮人的生活水平就更差。
與同在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左翼不同，巴西工人黨上台後所執行的，不是甚麼激進左翼路線。例如委內瑞拉、玻利維亞以至阿根廷所搞的國有化政策，工人黨不但沒有在巴西實踐，甚至繼續推動一些私有化措施。這立場對工人黨來說是尷尬的。因為工人黨本身不但在八十年代為反對軍人獨裁統時作出過貢獻，而且它是一個號稱民主社會主義的政黨。
1989年，巴西恢復民選總統，盧拉即代表工人黨參選。但他連續三次總統選舉都屈居第二名。這三次的痛苦經驗或許令他與工人黨不得不思考如何改變形象。2002年第四次進攻總統寶座時，盧拉的形象已由身穿印有哲古華拉肖像衣服的激進工運領袖，變成穿著西裝的政治人物。在政治路線上，工人黨當時亦已與激進立場愈走愈遠。為了爭取更多中產以至是資本家的支持，工人黨當年的政治路線已不是激進左翼，而是強調自己廉潔而且是一個能改善施政效率的政黨。事實上，當年盧拉的副總統搭擋就來自中間偏右的自由黨。而為了爭取更多的支持，工人黨當年的結盟夥伴還包括了一些右翼政治人物和動員能力強大的保守右翼宗教組織。
工人黨為了執政而令自己變得溫和，又與右派合作，難免有出賣理想初衷之嫌。但或者，這也是他們要合法取得政權的必要犧牲。以下的一件事就可以說明，工人黨是在甚麼環境下參加巴西的民主選舉。2002中，當民意調查顯示盧拉大幅度領先時，多個金融機構決定拒買巴西政府發行的債券，理由是不肯定盧拉是否會延續原總統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的經濟政策。卡多佐的經濟政策是甚麼？當然是新自由主義路線！於是資金流出巴西，巴西貨幣貶值。媒體則要求盧拉等總統候選人承諾不會改變卡多佐的經濟路線。卡多佐政府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亦要求所有總統候選人「向市場」交待自己的經濟政策。在外資、政權和媒體夾攻下，民調顯示盧拉的支持度下降。於是盧拉決定發表「致巴西人民書」，明確表明會尊重前政府與金融機構簽下的債務協定，而且會繼續實行卡多佐的經濟政策。「致巴西人民書」發表後，巴西貨幣的貶值情況受控，媒體不再窮追猛打。
由此可見，如盧拉不向資本妥協，他很可能選不上總統。
工人黨的經濟路線可取嗎？
既然是向資本「妥協」，那為甚麼還說工人黨政權是左翼政權呢？因為工人黨確實是做了一些對貧苦大眾有益的政策。例如透過增加公共開支，工人黨將大量零散工變成正規工人，讓他們可享受到勞工法例和社會福利的保障。如要數工人黨這十多年間最大的成就，則大概非家庭津貼（Bolsa Família）莫屬。嚴格而言，家庭津貼不是甚麼革命性政策。作為有經濟審查的現金援助，它與「資源要用在最有需要的人身上」的新自由主義措辭沒有矛盾。而家庭津貼計劃要求受助家庭送子女上學和打疫苗，也有一些家長主義色彩。但現實就是，這項開支佔巴西GDP不到1%的社福政策，就可以幫助以千萬計的人脫貧。
當工人黨政權增加資源以保障窮人和工人時，他們並沒有推行要撼動資本利益的政策。換句話說，工人黨將勞資兩大階級的利益看成可以調和的。在外圍經濟繁榮的時期，這套政策確是可行的。盧拉的八年任期為2003年至2010年，巴西的經濟基本上是在增長階段。就算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曾令巴西經濟受到打擊，但這次的受創是短暫的。受惠於中國對巴西的原材料有大量需求等原因，巴西經濟在世界金融危機後快就再度錄得增長。難怪盧拉做滿兩任要卸任時，他的滿意度高達八至九成。窮人的生活改善了，有錢人的利潤繼續上升，又有誰可以不滿盧拉？
但盧拉的接班人羅塞芙卻沒有盧拉的運氣。羅塞芙在2011年繼任總統後不久，來自中國的需求亦開始減少。當全球商品價格在2012年開始下跌時，就注定了巴西經濟要面臨逆境。這情況有點像二戰後的西方世界。當時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被視為金科玉律，但這種強調勞資雙贏的路線只能在經濟上揚時實行。當資本主義危機帶來經濟蕭條時，則不可能持續下去。資本藉機反攻復仇，新自由主義就取代了社民主義成為八十年代起西方以至全球政治的共識。
痛斥工人黨實行了無法持續的經濟路線，當然容易。但到底工人黨是否有條件做得更好，令巴西可以避開世界經濟危機帶來的影響？答案大概不會是清晰的「是」或者「否」。作為一個有逾二億人的國家，巴西應該比起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都有條件減少自己對海外市場的依賴。事實上，透過增加國民收入，工人黨的政策也有促進內需的作用。而無論是盧拉還是羅塞芙，其實都有試過扶助巴西自己的製造業。但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路線早就令到巴西經歷了去工業化的過程（當然不會像香港那樣製造業幾乎全面消失）。而當羅塞芙企圖透過減息的貨幣政策來促進巴西製造業時，卻惹來了金融資本的反對。再加上歷史上巴西經濟曾被超高通貨膨脹所困，透過減息和讓貨幣貶值的方法來刺激生產的政策，始終無法得到足夠支持。
或者工人黨可以落實更好的產業政策。但對一個金融和貿易早已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後進國家來說，被世界經濟危機嚴重拖累是無可避免的事情。如果經濟危機是今天幾近法西斯的博索納洛掘起的主因之一，巴西右轉就顯然不單是巴西的問題，而是世界的問題。
資本主義民主制有激進左翼的當政空間嗎？
司法獨立、媒體自由被視為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石。在國際主流媒體眼中，委內瑞拉左翼的罪名就包括了破壞司法獨立和打壓媒體自由。委內瑞拉的情況極為複雜，不是這篇文章要討論的主題。但在巴西，司法和媒體卻一直是打擊工人黨的重要武器。
早在盧拉第一任任期即將結束之際，工人黨就受到貪腐醜聞困擾。這宗醜聞叫Mensalão，起源於工人黨政府靠賄款爭取議案得到國會議員支持。盧拉本人雖然最後沒有被控，但他不少得力助手都被控甚至被判刑。這宗案件對本來強調自己形象清廉的工人黨來說，無疑是一大打擊。但工人黨這樣的所為，其實也與巴西本身的政治制度有關。巴西的選舉制度和政黨制度，本身就注定工人黨即使取得執政權，也要靠一些意識形態不明的政黨在國會支持始能有效執政。對工人黨政權來說，花錢收買議員可能是必要之惡。
到2013年，巴西民眾因為不滿交通費調整而上街示威。在包括主流媒體在內的保守右翼推波助瀾下，示威逐漸演變成中產反對工人黨以至是巴西政客的鬥爭。一年後，羅塞芙成功連任卻無阻保守右翼的攻勢。除了右翼媒體狙擊外，司法機關的攻勢更是猛烈。由法官Sérgio Moro主導的Operação Lava Jato，主要是針對與國營石油公司Petrobras的貪瀆爭議。受Operação Lava Jato所累的不只有工人黨的領導人物，一些右派政客也被調查起訴。但Sérgio Moro的不少舉動（例如在右翼誓要彈劾羅塞芙期間將羅塞芙與盧拉之間的電話對話錄音公諸於世）就難免被視為針對工人黨。而令盧拉被判監禁十二年的貪污案，證據也不強。盧拉之所以入罪，不但是高度建基於污點證人為了減刑而提供的供辭，而且盧拉被指收到的非法餽贈是一所他從未擁有、亦從未入住的住所。
如果盧拉可能真的有貪污，那麼羅塞芙呢？雖然她曾任Petrobras董事，但從來沒有證據指控她曾參與貪腐。為了將她趕下台，保守右翼勢力找了一個藉口：未經國會批准將國有銀行的錢調到國庫。技術上來說，羅塞芙是錯的。但這不是刑事罪行，也非貪污。而最高法院卻有人員發聲明支持彈劾；媒體又動員中產群眾上街高喊「Fora Dilma」（羅塞芙滾）。而當國會就彈劾羅塞芙作最後表決時，沒有一個議會提到羅塞芙彈劾案要面對的罪名。難怪工人黨的支持者稱這次彈劾案為「柔性政變」！
先前提過，上世紀七十年代資本藉西方經濟危機發動復仇戰，使新自由主義擊潰社會民主主義。近年巴西的狀況其實也相當類似。與工人黨相關的貪腐醜聞、對工人黨施政不善的指控和對羅塞芙的彈劾案，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事實基礎，但實際上還是資本趁經濟危機出現時向溫和左翼路線復仇的策略。而司法機關和媒體都在這場復仇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司法機關和媒體都不是超然於社會而中立的。巴西最大的媒體環球集團，昔日曾支持軍事政變和軍政府。代表資本利益的主流媒體散佈對工人黨不利的訊息，協助資本力量趕走溫和左翼路線的工人黨。而司法人員本身是中產專業人士。而不少中產專業人士亦對工人黨恨之入骨。。工人黨執政下，不少出身草根的人物成為了政府高官，這令中產精英無法接受。而當更多巴西的普通打工仔女因為在工人黨治下收入上升而能光顧更高檔的店舖和出國旅遊時，中產精英亦對此看得不順眼。當中產眼目低下層在趕上來但富人又更加有時，中產階級對低下層和工人黨的敵意，就成為了資本復仇戰的武器。
結語：工人黨走入主流是對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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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黨走到今天的局面，肯定是有自身的責任。例如窮人對盧拉的支持雖然令到他在原來的民調領先，但當盧拉被禁參選的情況下，大量窮人就寧願支持極右的博索納洛而不是代替盧拉出戰工人黨候選人哈達德。這大概反映了，工人黨未能在執政期間令到巴西的工人和窮人成為左傾政經路線的堅實支持者。哈達德的個人魅力遠不如盧拉。於是不少窮人就被博索納洛的主張（如不惜以侵犯人權的方式鎮壓罪犯以保安定、反對女權和同志平權的文化保守修辭）爭取過來。就算博爾索納羅找來的經濟政策顧問是新自由主義的超堅實信徒，也沒有阻止大量窮人準備支持極右上台。
但如果要以較為同情工人黨的角度來看，或者工人黨其實一路都是逆水行舟。在外，外圍經濟不幫忙。在內，工人黨由始至終都要與部分右翼合作才能執政。就算到到羅塞芙競選連任時，她的副總統搭檔依然不是來自左翼陣營，而是中間派的梅德爾（Michel Temer）。果然，梅德爾本人和他的民主運動黨後來支持了對羅塞芙的彈劾案，並在羅塞芙下台後立即推動私有化、削減勞工保障的右傾政策。在社會基礎不足的情況下，期望工人黨向資本、媒體甚至是司法制度開戰，會否期望過高？
或者工人黨的故事，正是一個左翼運動型政黨轉型的悲劇。要參與全球化下的資本主義民主遊戲，要將自己變得像一個主流的執政黨，就要面對出賣理想的指控，亦難以再透過選舉外的組織動員來累積更大的社會力量。而當既得利益者的權勢沒有被顛覆過的話，時機一來，工人黨就沒有多少還擊之力。工人黨改善巴西窮人生活的功績，在歷史上是應受肯定的。但當年決定向主流靠攏以取得執政權的策略，似乎是錯了。
或者應該這樣說：起碼在這一刻看來，是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