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左翼退潮﹙上﹚

訪問:Phil Gasper, 受訪:Jeffery R. Webber
翻譯:Duncan
校譯:Cham
原文鏈結:https://isreview.org/issue/110/retreat-pink-tide-latin-america
編按:這篇訪問的對象,是英語世界中對拉美政治組濟有著深刻認識的教授Jeffery Webber。而他又剛好在17年出版了本關於整個拉美的新書,題目是拉美「粉紅浪潮」到了今天的走勢及其背的歷史原因。整個訪問頗長,涵蓋的部份相當廣闊,由拉美政治經濟,中國與美國在拉美的影響,到社會運動抗爭均有提及,而且Webber的回答非常完整,能令人很系統地理解整個問題。
拉美的左翼浪潮至今已差不多近二十年,即使今天退卻,但在歷史上依然有算要的意義,這種泛大陸式,區域性的意識形態政治力量左轉,在七十年代至今,只有這一孤例。無論我們如何評價他,其參考價值依然毋容疑疑。

 

Jeffery R. Webber 是倫敦瑪麗皇后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院的高級講師。他是《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編輯,拉美政經專家,著有《From Rebellion to Reform in Bolivia: Class Struggle, Indigenous Libe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Evo Morales》(Haymarket, 2011)、《Red October: Left-Indigenous Struggles in Modern Bolivia》 (Haymarket, 2012)、《Blood of Extraction: Canadian Imperiali金sm in Latin America with Todd Gordon》(Fernwood, 2016)、《The Last Day of Oppression, and the First Day of the Same: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the New Latin American Left》(Haymarket, 2017)。他與 ISO 編委成員 Phil Gasper 在4 月5日對談,就在巴西最高法院投票裁定,監禁前總統 Lula da Silva 的翌日早上。

你的新書是關於拉美人稱「粉紅浪潮」的興起與退卻,我想由這裡開始問多你一點。查維斯(Hugo Chavez)在委內端拉首次當選,至今已20年,那常被視為拉美左翼復興的開始。我們應如何評價1998至今的經驗?是海市蜃樓?還是真的有左轉?又為何它看似退卻得這麼快?

一種論述的方法,是以階段來思考。我們從今回顧,可以格分出不同的階段和轉捩點。的確很多人將1998年尾Chavez選舉及1999年2月上台,視為起始點。但對我來說,這不是起始點,因為這種說法,認為選舉主宰社會動向。事實上,在90年代尾00年代初,主要社會力量在議會之外,左翼經過新自由主義20年的分化與攻擊,在社會中再次凝聚。這由於1998至2002年,遍及南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衰退——經過新自由主義20年的改造,社會每況愈下,5年中有4年負增長,貧富懸殊、赤貧、失業均有攀升。這是重要的時間點,尤其在南美(中美與墨西哥情況有別),到處都是中間偏右及右翼政府。所以他們要為危機負責。但左翼由於長年分化,除了巴西的工人黨及少數例外,並無有效的政黨組織。大部份中間偏左的政黨都加入了新自由主義潮流。

所以最初的爆發,左翼的第一個階段,大部份是在議會外的:阿根廷經濟危機時的失業工人運動,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的左翼原住民抗爭,巴西的無土地運動等等。這是Chavez選舉時的宏觀背景。但委內瑞拉以外的左翼在選舉冒起,就要到00年代中的第二階段才出現。第一階段就是議會外出人意表的抗爭,某些左翼群體萌生反資本主義的意識。我不想誇大——其中大部份只是反新自由主義。但有好一群是反資本主義,尤其在抗爭最烈的國家,以玻利維亞首當其衝。

但在第二階段,你開始可以看見,這轉變的首個關鍵矛盾。由Lula在巴西當選起,在03至08年,南美的整個選舉面貌改變了。90年代中,全部都是中間偏右及右翼。到00年代中,幾乎整個南美都是中間偏左或左翼,除了哥倫比亞、智利、秘魯——這也是重要的例外——但整體而言,南美地區都改轅易轍。這轉變同時意味著,民間抗爭的節奏和形態,趨向以選舉勝利為目標,很多由基層而來的訴求也因而妥協。與此同時,南美的資本主義正剛好復興。這十分關鍵:選舉不在前幾年的衰退低谷時發生,而是在資本運作更新復興時發生。這復興由中國工業化帶動,礦物、天然氣、石油、農產工業原料如大豆等的價格被推高。

這使得中間偏左及左翼政府,可以推延一部份的階級問題。意思是,政府有能力將遠多於更多的收入注資於金錢援助計劃,滿足它們支持者的基本訴求,緩解議會外對新自由主義的不滿。現在因為資本增長,就業率改善,生活水平提升,赤貧減少。這同樣發生在右翼政府如哥倫比亞、秘魯。在商品價格上升時,貧窮沒有減少才是難事,但左翼政府做出更多的改善。在商品價格上升的環境中,左翼政府只需稍微調整開採業的稅率就可達到以上目標,不需與資本正面對抗。所以在玻利維亞,涉足天然氣業的跨國企業,經過Morales政府後仍然健在,沒有一間撤出。我們知道它們存在的唯一原因是追逐利潤,而看這時期的趨勢,相比90年代,利潤有所增長。

所以在商品經濟蓬勃期間,左翼政府沒有處理有多少部份國內生產總值(GDP)進了資本口袋的問題,但只要可以透過輕微調高稅率,就能大幅增加國家收入,其中部份就注入深得民心的滅貧計劃。「補償國家」此一說法由此而生——不正面對抗資本,也沒有改變國家的社會和財產關係,而向自己的支持者作出補償。當然不同國家有很多差別,但這是大致上的趨勢。但這資本與工人的「互惠互利」,只暫寄於商品的高價之上。08年全球經濟危機,未有即時波及拉美。先受影響的是墨西哥、中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區,因為她們與美國市場高度扣連——美國是她們的主要出口市場。此外,在美國的非法和合法勞工的滙款,也是她們的主要外匯來源。

但南美沒有即時的經濟衰退,因為在00年代大部份貿易轉向東亞而非美國市場。中國以其反周期政策,試圖延遲經濟危機。這在三年裡大致有效,中國仍有稍低但依然顯注的增長。但由2011年起放慢後逐年下降。中國的增長回落至1990的低水平;而中國的GDP每跌一個%,就意味著南美大幅度的GDP下跌,因為商品貿易放緩。所以在2012年,幾乎全南美開始衰退——首先是農產原料和礦產價格下跌,然後是14年油價大跌,這使委內瑞拉陷入嚴峻危機。委內瑞拉在油價下跌後的政治經濟危機,當然不能只簡化為油價問題,但它仍然對委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

這是我所說的第三階段——全球經濟危機在拉美的延後迴響。這實際上由2012年開始至今。政府之前迴避了的階級問題,至此無可再避。國家收入緊縮的情況下,政權要決定由社會的哪部份付帳。輕微加稅向資本徵收?可以是資本利得稅,這在南美是幾乎沒有的;或者向開採業加稅;又或更基進的,將這些行業的某部分公有化。這些都是在經濟增長放緩下,仍可維持某些民生政策的方法。實際發生的是,左翼政府決定把成本轉嫁社會基礎支持者,賭他們仍會矢志追隨。他們之中較為左傾的並無有力的反對聲音,所以就覺得他們的社會基礎支持者會繼續投票支持他們。另一面,他們嘗試繼續令金融資本及廣義的資本相信他們是可靠的。這從多處跡象可明。

其中一例,是巴西Dilma Rousseff在2014年的第二個任期。13年6月曾發生左翼反對公共交通加價的示威,後變成反對執政工人黨的示威。及後Dilma 選舉工程打出反新自由主義旗號,比她上一次的選舉更左。但她甫一當選就變臉。她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委任Joaquim Levy為金融部長。Joaquim Levy是個新古典經濟學家,曾任巴西第二大私人銀行Bradesco分公司Bradesco Asset Management的主席。

在巴西及其他國家,這種賭博削弱其社會基礎。基層人民實際上沒有如預期般繼續支持政府;同時,這些政府失去資本對他們的信心。只要純利繼續增長,就歲月靜好。但當利潤下跌,政治動盪加劇,資本家就回到右翼的懷抱。所以中間偏左及左翼政府就落得這困境——基層人民支持減弱,資本的信心也減低。在這新的情況下,右翼勢力抬頭。

對於這條問題,最後我想說的是,為何「粉紅浪潮」退得這麼快。我認為有部份是因為,民間獨立的社會運動、工會等等,就如葛蘭西說,被國家機器分子式吸納。這過程出現在2003至2011年的選舉。在獨立的抗爭運動中,處領頭位置、具階級意識的組織,其領導者愈來愈多被收編進國家機器,被制度化了,使那些運動慢慢消亡。在這段時間,罷工數字的下降。社會運動亦如是。所以,「不論政府左或右,而繼續為階級目標抗爭的能力」減弱了。要到2012年經濟開始衰退,實施緊縮政策,才可看到反對政府,具階級目標的自主運動再次出現。但右翼能更快把握這時機,因為民間左翼在這時期與政府關係緊密,所以有些迷失。我認為這就是「粉紅浪潮」看似完全消失的原因。在選舉層面上是的,但在社會中仍有一些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