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觸內地人多了，也因為課程的必要，多聽了內地人對中國各方面發展的看法。我發現在某些人當中，有一個比較普遍的思維邏輯：他們多會以結果來衡量事情的恰當性。即使過程不恰當，也會認為這是「無可避免」的副作用。
其中一個例子是貪污問題。中國的經濟之所以能快速發展，其實是因為當時80年代的國家經濟開放政策，很大程度容許了地方官員以國家發展之名打出自己的生意，挪用公款，同時又受惠了自己家族：官員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打通人脈，從銀行借得資金，有了資金也就吸引了外商的投資；透過掌管各類的 license 和 permit，官員可根據自己喜好和準則派給認可的人（大部份都是自己的親朋好友）；而最大的權力在於掌握土地使用權，土地不是官員自有，但他們能從賣地中得到利潤，也打開了與商人私相授受和行賄的機會。所以經濟開放的成果，其實某程度就是先靠中國官員及與他們相關的人投身市場，為中國打出經濟脈絡，後來在９０年代見其有效就叫更多的官員及其親戚子女「下海」。權貴的子女成了「太子黨」，靠父幹而有了自己的「私人」生意，繼續壯大自己權力範圍。今天成功的商人也加入共產黨以求取得當中的好處… 國家資源、人脈、權勢集於一小撮人身上，成就了今天中共內一鼓強大的政治經濟勢力。所以 Meisner (1996) 在分析中國政治經濟體系時說得很對，他說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其實是一個官僚資本主義（Bureaucratic Capitalism）”… the [Chinese] economy was in fact dependent on a good degree of state tolerance of corruption… Official corruption consequently grew, facilitating the growth of bureaucratic capitalism.” 我們口中一直嗤之以鼻的貪腐行為，其實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起點。
回到重點，當在課上我問到同學對中國發展中的貪污問題有什麼想法，我以為同學都會厭惡貪污這等罪行而極力遏止的，但得到的反應卻恰恰相反：有人說「貪污是經濟發展的副作用，是無可避免的，要不要處理只能由政府決定」；也有人說「雖然我不認同他們私下吞了一大筆錢，但我媽會說『就算他們吞了錢，也有助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建設呀，總比那些正正常常但什麼都做不好的人更好』」換句話說，我接收到的就是他們多著重事情的結果，即使手段有問題，只要是帶來「好」的結果倒是能夠接受的。
但問題是：什麼叫做「好」？今天的中國發展方向叫做「好」嗎？發展真的是「硬道理」嗎？問到這問題時，同學也沒有一個會極力贊成或反對。有趣的是，他們倒是可以說出現時中國正面對的問題：社會價值倒退、快樂指數下跌、貧富懸殊、社會不公不平等、環境污染問題等等。他們的願景依然是想中國變得更好。但在我眼中，即使「貪污」助了中國的經濟起飛（個人認為這說法真的很有問題，感覺像在說「殺人令天下太平」一樣），但它也正正是造成以上所有問題的最根源的問題之一呀，如果他們沒能認同「貪污」是一個當下需要正視的問題，那他們又打算如何去處理和解決上述的問題呢？這種矛盾的出現，我認為還是必須要歸咎中共的統治手段。有太多的例子證明了中共喜歡以結果包裝事件的對與錯（例如以維穩來打壓言論、宗教、集結自由），同一招數用來鞏固自己政權的認受性。但我們要問的是：若我們只追求結果而忽略了過程中的公義，當中我們究竟要犧牲多少人才能成就那所謂的「大業」？那「大業」又是為誰而起？那些因為「大業」而被奪去作為人應有的權利、機會、甚至性命的人，我們又如何償還這些債？這政權擔當得起嗎？
我覺得的是一個又一個的矛盾，充斥在中國社會當中。當下的人民想社會變得快樂一點、公義一點，卻沒能找到恰當可行的方法去治那深深埋在根部的問題。不單只是矛盾，當中也存在著一份無力感，而源頭還是來自整個中共政權。他們透過各種途徑操控了人民的教育、思想、行為，干預了他們的行徑和良心，也因環境受限，令他們看不見方法解決眼前的問題，要麼看黨的指示，要麼在政體外找出路。但政體外的出路，又有多少是真的能脫逃黨的操控？所以中國人面對的其實不是人格問題，最根本的還是政制問題。例如貪腐在中國就是一個制度問題。近年的習近平一打打起了百幾個貪官，只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方法。若上述官僚資本主義論成立的話，那貪污的根，只有透過體制改革、提倡法治（非黨治）才能連根拔起。因為「本」其實就存在於中共整個黨內那千絲萬縷的連繫，以利益和權貴來維繫的政權基礎。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習近平只高調用阻嚇的方式打貪而非進行學者提倡的體制改革。說實的，要徹底打貪的話，整個共產黨絕大部份人大概無一倖免吧？
官僚（Bureaucracy）是一個會自我成長的生命體，是一個會翻過來，利用不同的利誘和方式去操縱內裏的人，變成「人為它而活」的體制，中共就是一個好例子。當終有一日，體制的操控發展到一個人民不能接受、社會崩壞的地步時，中國就不得不正視政制改革，不過到那時候，一切或許也太遲了。因此，當下可以做的除了提倡法治（非黨治／人治）精神去壓抑整個官僚資本體制的滋長外，也必須逐漸開放人民接收資訊的權利，讓思想得以自由成長，重塑人民對過去歷史和自我價值的認知。這樣才能真正領中國走向更好的發展，為中國帶來更多更可觀的出路。中國必須對新一代有更加多的信心，而新一代在面對種種從過去遺留下來的錯誤中，亦需要有一份承擔去改變舊有的管治思維。想結果來得正確，走的每一步就必須要先來得正確，這樣才能重塑中國人民的道德思想和價值。我想，這才是中國真正應該要走的方向。
（P.S. 想澄清的是，本人並不認同所有內地人都有一樣的思維，文章的目的只是想透過分享一些與他們對談時所得的疑團，帶出一點自己的想法。最終本人還是希望能好好理解內地人的想法，找出能令雙方互相諒解，從而一同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甚至香港問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