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一飛獨家訪談:社工有話兒 | 王一一飛

最近,有社工和一些政黨、組織人士向筆者訴苦,希望筆者寫文章講述一筆過撥款政策下,社工面對的困境。

一開始,筆者打算寫文章。沒多久,自己卻發現網上己經有不少很專門講解這一問題的文章,再寫一篇很無謂。再講下去,筆者不是社工,不了解社工界內部運作,都不知道社工界數十年政策演變,非行內人寫這種東西,未必寫得好。

也正因寫一篇評論文章很無謂。有一天,筆者突然靈機一觸。與其用一堆死的數據和論點講解,不如用最活生生的故事和人,訪問他們,讓大家知道他們的苦,他們心中的話……

(圖片來源:立場新聞)

訪問1: 風先生,社工系學生

王一一飛: 可不可以先講一講一筆過撥款政策的歷史由來?

風先生: 事實上,我聽前輩講過關於一筆過撥款政策的歷史,1960、70年代開始到一筆過撥款政策前,是社福界的火紅年代。

那時,政府的政策很有利社工進行活動。只要組織有活動、要錢,就那項活動向政府申請,政府一定批一筆錢給你。就這樣,不少社工、組織活動有政府資助,就可以在較少限制下進行活動。也正因如此,那時,關注社區議題的組織十分活躍。

不過,到1990年代未到2001年,情況就突然轉變。因為,世界開始由凱恩斯經濟、福利國家模式轉變為新自由主義時代。1980年代,英國保守黨Margaret Thatcher 主張新自由主義,世界不少國家開始緊縮政府資源,減少福利、支出、社會服務,讓市場更自由。

香港那時都開始受影響,因而令社會工作撥款政策大受影響。那時,政府開始覺得社工有活動,政府就批錢,很浪費政府資源。因此,政府就改而推動「一筆過撥款」,不再是你有項目、活動我就給你一筆錢,而是政府定期一次過發一筆相對有限的金額,不再是就你活動所需發金額。(例子: 以前你要進行10次社區活動,政府就發10次社區活動所需的錢。你要進行5次社區活動,政府就發5次社區活動所需的錢。現在,無論你要辦10次、15次、20次活動,政府都不會就每次活動所需撥款,而是一次個定期分發一筆很有限的錢,節省政府資源。)

而且,你要達到某類政府訂下的標準(例如接受個案的數目等等),你才可以獲得撥款。不達標,政府就不給你錢。

王一一飛: 這樣做有甚麼壞處?

風先生: 政府角度來看,就可以節省資源,促進社福機構達到某個政府覺得合格的標準。不過,問題是這類標準很難量度。你如果只量度個案數字,社區整體工作個案工作較少,即使相當重要都會變成不受重視。事實上,處理個案都不只是看處理數字,都要看每件個案具體情況而定。有一些個案特別複雜,令社工要專注處理,卻沒有時間辦更多個案。即使有一些社工處理19件個案但有一些只處理1件,但可能某社工處理那一個個案情況特殊而處理得好,但政府不理。

王一一飛: 政府標準未必好,但還有甚麼其他問題?

風先生: 政府角度來看是cut budget,社工和市民角度來看是disaster。Cut Budgdt底下,不少社福機構都害怕有一天會失去政府資源,因而要節省資源,令他們減少了很多活動。以前,關注社區活動和議題的組織有十多個,現在卻只剩下個位數。

另外,由於錢財開始不足,不少底層社工要減人工。社福機構即使不裁員,都會阻止下層社工升職,防止太多上層職位增加機構開支。社工人工少,有礙社福機構吸引新血。

訪問2: 小Q (青少年服務社工,己經離職了一段時間)

王一一飛: 一筆過撥款對你的社工生活有沒有影響? 有好影響還是壞影響?

小Q: 應該沒有好影響! 不過,壞影響就有不少。

首先,在員工方面,薪金有很大分別。社工和公務員相似,會跟薪級表,做多一年加一分,就會有更多薪金,一直到maximum(頂薪點)。
一筆過撥款前,社工薪金是實報實銷,機構社工人工值多少,政府就給多少。
不過,一筆過撥款後,政府一次過給所有社工發mid-point人工。因此,員工升職到了mid-point後,就很難在之後繼續加薪到頂薪點。變相令很多長期工作社工人工比政府公務員、教師等工作低。
以前機構實報實銷,你要幾多,就問政府拿幾多。現在,政府只一次過撥一筆撥款。不少機構擔心支出用多了,會謹慎用錢,因而會壓低人工。小Q大學社工學士畢業,但一筆過撥款令他人工比以往低了5000-6000元。

當然,一開始社工剛入行,人工仍比不少其他人高。不過,即使一開始起薪點較高,不太受影響,但如上所講,長遠人工加幅受限制,比不上公務員和教師等行業。

王一一飛: 一筆過撥款對社福機構舉行活動的影響很大嗎?

小Q: 由於一筆過撥款令不少社工要滿足政府硬標準和要求,不少社工要追數字,除了很大壓力,也要做一些假太空的事。刻意弄很多活動,要滿足活動人數要求。因此,即使一些社工發現了一些社區問題,例如有一班人住劏房,但通常要先fulfill政府要求,沒有剩餘時間處理其他個案和問題。

機構進行活動都要更為謹慎。一旦活動不能收支平衡,就不能夠批錢,很多有利社會的活動都不能進行。例如社工看見小朋友要住劏房,想帶他們看電影。不過,看電影,門票、交通費、旅遊巴都要不少錢,不夠錢就很難進行這類活動。服務使用者都受很大影響。

很多時候,為了進行這個活動,你要進行很多其他活動賺錢,去支持你這個活動,令很多社工工作壓力和負擔更大。

王一一飛: 你有沒有這方面的親身經歷?

小Q: 由於一筆過撥款限制了社工所得的資源,因而令他們要花額外時間寫不少Proposal,希望其他機構寄錢解決他們的經濟問題。因此,本來可以做活動的時間變成了寫Proposal的時間,白費了光陰。
當年,小Q做青年中心,由於機構資源不足,因而容許學校向機構買服務,希望用學校給的錢去進行其他活動和維持機構運作。不過,由於資源不足,因而令他們學校活動很吃力。例如學校俾5000元做活動,根本不夠錢,有時同事竟然要用自己的荷包買物品,同事甚至要用自己日用品去做活動物資,更可見機構不夠錢帶來了不少問題。

王一一飛: 一筆過撥款還有沒有為社福機構內部運作帶來負面影響?
小Q: 一筆過撥款要壓人工,加上社工活動更艱難,令社工壓力高。事實上,社工用合約制,每一年都要續約才可以留任,令他們生活朝不保夕。因此,部分社工一遇到好工作就會離開社福機構。有經驗的人走,令經驗很難傳遞下去。小Q自己由前輩身上學到的知識有限,那是因為不少前輩己經離開了社福界,小Q自己要由頭學起,很難學好如何進行好活動。事實上,不少服務使用都受影響。以前的社工走了,不能做長期服務,很多長者和幼童都不捨得。
我以前認識某機構,由9人變成5人,可能是因為部分社工看見出面待遇和人工更好而離開,也可能是機構不想補人手,不想花太多錢。可見,一筆過撥款都影響了服務的人手。

結論:

訪問了一名社工學生和一名離職的社工,深信讀者和筆者一樣,都明白一筆過撥款不但令社工薪金受影響,還影響社福機構的活動和經驗傳遞,令很多機構難以進行好活動。

最近,在勞工團體和左翼團體內部收風,筆者才得知YMCA等為青年提供服務的社福機構都要將青年導師由被僱變為自僱人士。這樣會令不少導師失去強積金、有薪病假、最低工資保障。事實上,一旦營地導師和小童在活動時發生意外,責任屬於YMCA還是青年導師仍是未知之數,不但令財力低的導師可能要為意外負責和負擔巨額賠償,更令小童出事時難以追究責任。筆者還聽到一個未經證實的陰謀論,YMCA這樣做可能是因一筆過撥款壓力,要減少對員工強積金、最低工資、有薪病假和工傷保險的開支。如果屬實,更證明一筆過撥款嚴重影響社福機構員工和小童的權益。

不過,問題真的只是一筆過撥款單一政策所致? 筆者認為問題不單是一筆過撥款本身的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來自一筆過撥款背後的經濟思維,也就是緊縮政策。

新自由主義者祟拜「緊縮」(Austerity),他們相信減少機構、社會福利的支出,有助提升機構效率,節省支源。這種邏輯,最後導致一筆過撥款的出現。可惜,正如上文所見,在現實世界中,這種緊縮政策反而令社福機構資源不足,活動和服務素質大受影響,受苦的最終是大眾。事實上,希臘早前因歐債危機進行緊縮政策,都引起巨大的不滿。英國保守黨政府支持緊縮,Theresa May提倡不提供學童免費午餐、提倡老人家養老服務要付費,加上保守黨政府沒有解決學生在大學的學費負擔,引起不滿,才令保守黨無法在2017年國會選舉失去不少議席。一筆過撥款政策也許是對全球經濟思維的一次大警鐘,提醒世界各地的政府「緊縮」政策的禍害,更提醒全世界政府不少重要的服務和福利是不能隨意減少的。

因此,要改變的,不單是一筆過撥款,還有這一政策背後的緊縮思維。只有改變全球經濟體系背後的思維,才可以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