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領略了甚麼?| 吳仲耀

繼兩年前姚詠嘉的《群力勝天–戰前香港碼頭苦力與華人社區的管治》(三聯出版)後,今年到中華書局出版梁寶龍撰寫的《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可說是進一步填補了我們對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香港基層民眾認識的空白。梁寶龍的著作以個案回顧為主,討論了與香港工人有關的八件歷史事件。就每一個個案,作者都盡量引用不同資料詳述其來龍去脈。例如談及1919年的搶米騷動時,梁寶龍就將騷動與當時的國際局勢扣連起來。由此可見,這絕非掌故形式的雜談。

閱讀歷史除了為了滿足好奇心外,也可以為當下的思考提供更多材料。筆者在讀這本書時,也有三點感受想和讀者分享一下。

1. 昔日的罷工不一定是為了爭取加薪減工時,像書中提到的1844年反對人口登記法罷工和1884年的反法罷工,俱可被理解為政治性罷工(當然還有書中沒有專文討論的省港大罷工)。事實上這兩次罷工和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一樣,罷工一方絕非全無收穫(海員大罷工更是幾乎大獲全勝),可見罷工對統治階級帶來的威脅是何等巨大。但二戰後,政治性罷工卻鮮有成功的經驗。六七年左派發動總罷工,但未能動搖香港社會的如常運作。三年前佔領運動初期,職工盟也有提倡過罷工,但響應者不多,可見今時的工人組織力量實在不如往日。

二戰前工人罷工,工人可回鄉之餘又時有廣州當局支援,罷工參與者對於搞垮香港經濟,令香港成為「臭港」似乎不覺得有大問題。但到今天,大家以香港為家,又以香港的經濟繁榮為榮時,就算是反對派也不會那麼容易靠擊潰香港經濟作為其籌碼。正如沙治早前在書寫六七(https://goo.gl/1taVEW)時就提到,在佔領運動期間,不少黃絲其實以行動不影響經濟活動來為運動爭取支持。既然如此,就算不談工會的組織力,似乎反對派早已缺少了一張抗爭的有效王牌了。

2. 梁寶龍論及妹仔解放運動和童工運動時,都強調了英國人/英國政府的角色。香港殖民政府本來都沒有強烈意願去解放妹仔或者是禁止童工。香港本地雖然也有要求解放妹仔和主張禁用童工力量,但由於兩案都牽涉到巨大的既得利益,殖民政府亦無意「開罪」香港的有錢人。殖民政府最後始終還是要立法解決問題,其中一個主因是英國政府的壓力。英國政府是香港政治的老闆,所以一些居港的良心英國人會選擇在英國揭露香港的醜陋一面,希望藉此迫使英方發聲,到時港府就不得不考慮改變政策方針。

今天香港不是英國的殖民地,而如果北京要香港特區政府推動某些政策,那一定是違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醜聞。但如果有一些很不公義的東西香港政府本身沒有積極作為,而北京又下令特區政府改善一下,我們又應如何看待呢?事實上,七一時習近平就在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公開說香港的「住房等民生問題比較突出」。雖然對習來說民生議題不會比國民教育等來得重要,但習近平似乎真的知道住屋成本太高是香港民怨的一個根源。即使中共政權和英國政府顯然是兩回事,但如果昔日港英政府會因為倫敦的壓力而改善一下勞工權益,我們今天在爭取勞工權益乃至是香港的政制民主時,是否也要將大陸政權甚至是大陸進步力量的的角色放在分析之中?

3. 民主派的支持者常取笑建制派的支持者會被蛇齋餅糭收買。但為甚麼中共系統會這麼著重福利的提供呢?梁寶龍在書中的人物篇其中一章就提到了陳文漢。陳文漢在五十年代初曾連任三屆工聯會理事長,他見到港英政府遞解大批工聯會核心人物出境,遂決定「降低調子,以開展文教活動和設館建會為首要任務」(第193頁)。這就是後來工聯會靠福利事業團結工人的濫觴。對今天工聯會的很多做法和立場,我當然絕不苟同。但無可否認的是,工聯會在被受打壓時決定降低調子,很可能為後來強大的組織基礎帶來重要貢獻。

作者在總結陳文漢在工聯會的工作時也提到:「工人運動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並不是單一方面的罷工手段,提高工人的自我質素,改善工人生活,提升職業技能亦不能忽視。」(第197頁)執筆之日,十多名東北案示威者被判囚。統治階級的打壓愈見高壓之時,反對勢力怎樣既堅守原則但又能保留實力?這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