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na Fu:北京打壓女權分子的三大原因(譯文) | 翻譯:謝馥盈

編按:除了維權律師和勞權人士外,近來中國大陸的女權主義者也面臨比數年前強烈的打壓。女權分子主要爭取的是兩性平等而不是要動搖政權。到底為甚麼中共要強硬對付女權分子呢?近日多倫多大學政治科學系助理教授Diana Fu在Washington Post撰文(原文標題為「為何北京害怕女權分子?」)探討這個問題。這篇譯文,可供讀者了解Diana Fu的分析。

譯者:謝馥盈

當毛澤東在1968年時的名言「婦女能頂半邊天」言猶在耳,「女權五姊妹」卻在2015年因為公開派發反性騷擾傳單而被拘留。兩年後,北京對性別運動的態度仍然敏感,2017年5月,廣州公安懷疑幾名女權行動者印製反性騷擾的標語T恤,搜查了她們的住所。

性別在中國已成為敏感詞。

這群二十多歲的女性,提倡的都是國家認可的權利,為什麼過去曾解放婦女的共產黨會覺得如此深受威脅?

為了尋找答案,我和我的學生在中國進行了三個月的田野調查,訪談了超過40人,了解到中國政府害怕新一代女權分子的三大原因,以及為何應容許這些女性繼續發聲。

1) 中國的女權分子是機敏的行動者。哪怕中國政府對民族主義示威和罷工隻眼開眼閉,對有組織的抗爭行動還是有所忌諱。

這些女權分子看似單打獨鬥,但背後都由一個更大的組織網絡所支援。以大型、且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來挑戰政權自然會引來打壓,為了降低政治風險,行動者有時後會以個人或小型行動來掩飾其組織性。正如我在將出版的著作中提到,這是一種「沒有群眾的動員」——看似個人的抗爭背後,其實是由許多行動者及其組織所統籌。

事實上,在一些引起廣泛關注的就業歧視訴訟中,都有女權分子在幕後推動。例如近期的一宗訴訟牽涉到一位有志成為廚師的女性,內地媒體報導普遍把她描述成一位因為滿腔義憤而自發行動的原告,但其實她並非單打獨鬥,而是由擅長與媒體打交道的女權分子所支援,狀告其未來僱主。這些女權分子也協助她撰寫新聞稿、發給媒體,以及在網上發布。

以行為藝術形式來獲取媒體關注,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別處,都不是什麼新策略。一位記者透露,女權行動者受人注目並不是因為她們較常使用行為藝術形式的行動手法,而是她們的行動本身就很引人注目。

這些女權分子的行動廣受關注,部分得歸功於其背後的倡議組織的不懈努力,例如「新媒體女性」的微博帳號就有超過76000個關注者。這些組織支援也令北京受壓。個別人士個別行動尚可存在,但一旦她們是由公民社會組織和行動者網絡所連結起來的話就不得了。

2) 中國女權分子所暴露的不平等,挑動了公眾的良心。

就以高校招生的制度性性別歧視為例,在一些中國高校中,女生取錄分數比同專業的男生的差距可高達65分。

在這個差半分也會入學無門的國家,招生不平等引起了大規模的抗議,帶來社會動盪。女權分子在博客上揭露了這方面的性別差距,也透過直接行動如剃光頭、信訪等向政府抗議。廣州一名大學生曾多番去信教育部,要求當局正視此問題。她在訪談中表示對這個遊戲不表厚望,純屬「亂槍打鳥」,許多時候都沒有實際效果,但偶爾也有覺得「中獎」的時候——過去三年,她兩度接到來自教育部的電話,其後的網上報道也反映了她們嘗試以線上行動來影響公共政策。

另一個更快速挑動公眾不滿情緒的方法是譴責名人。女權分子針對的目標往往是多次發表性別歧視言論的男性公眾人物,指他們患的是「直男癌」。最近一個受到攻擊的是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今年7月,在一次面向女企業家的演說中,馬雲宣稱「下輩子想當女人,想生兩個孩子,因為早生孩子比什麼都重要」。當馬雲以為自己鼓勵女性家庭和事業兩者兼得,他的話卻為女權分子所非議:「他從不需要面對女性所面對的問題,才能如此讚揚生育、讚揚女性!」

馬雲言談間表露對二胎政策的擁護也引來反彈。誠然,由於許多僱主仍不願意讓女員工放兩次有薪產假,女性面對的生育障礙仍然嚴峻。女權分子無畏地提出這些敏感話題,令北京更加嚴陣以待。

3) 女權分子與勞工運動者串連,威脅政權。

從農村移居城市的廣大外來工群體往往面對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歧視。2015年,政府打壓勞工組織,「女權之聲」報道農民工受到的國家壓迫,以及勞工組織如何「自保」,搶佔了輿論陣地。

為什麼女權分子和勞工之間的短暫結盟會對北京響起警號?

全國超過280萬農民工當中,百分之34是女性。當女權分子和勞工找到了共同陣地,就可能會串連起一個更大的網絡,對政權構成威脅。

當然,北京可以繼續以收買人心的方式來壓止零星的工人抗爭,但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緊密聯繫還是能夠形成自主的反抗力量……這些跨階層的連結在今天並不常見,某程度上是因為習近平政權視公民社會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並多番打壓將不同社會群體串連起來的組織。

北京有何選擇?

北京當然可以選擇加強打壓,但政府與這些高調發聲的女性打交道,對改善公共政策也有好處。由於現政權並不鼓勵地方政府推行政策創新,女權分子的建言對中央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資源。

即使中央不鼓勵,地方政府要處理社會矛盾,政策創新還是必須的,譬如廣州和深圳成為全國首批增設女性專用地鐵車廂的城市。就算地方政府不肯承認這是受到女權行動者反性騷擾倡議的影響,他們也能對外宣稱這是為了回應女權分子所引起的公眾訴求。

這也不全是壞事,接納更多提倡性別平等的政策創新令共產黨更能貫徹「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理念。在這個單身女性被標籤為「剩女」、女性持續被排拒於政治權力核心的國家,讓女權分子繼續發聲,對北京來說是利多於弊。

原文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