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有篇未完成的小說叫《審判》，裡面有段故事叫做〈在法的門前〉。鄉人至死也不明白，如何才能進入法律大門。守衛最後回答，這道門是專為你而設。
過往聲援大陸維權人士，或者聲援被警方拘押的示威者，我們總會大聲叫喊「釋放XXX」。今日想起，如果要搞一場運動聲援東北案13被告，訴求應該說甚麼呢？叫「釋放XXX」好像有點不自然，畢竟他們是被法庭堂堂正正地判刑。即使我們知道「非法集結」只是打壓政治權利的罪名；即使我們知道法官用「非法集結」的門檻定罪，卻借用「暴動」的嚴重性來量刑；即使我們知道今次「刑期覆核」的操作宛如重審……但說出口總會有點別扭。剩下來似乎比較恰當的說法，叫做上訴。儘管我們完全明白，上訴可能只是被那些離地法官羞辱多一次。
法律大門總是優先保護統治階級及其代理人，然後在不動搖既有權力結構下，才會或許稍為照顧小市民。所以，小圈子特首決定影響七百萬人利益的選舉制度不是「暴力」，政府向權貴輸送利益迫遷村民也不是「暴力」，動用國家機器鎮壓反抗市民自然更不是「暴力」。反過來說，示威者嘗試進入立法會抗議毫不民主的決策，當然是無法忍受的「暴力」——對統治階級來說。
「咁都唔係暴力？」昨日讀過新聞後，這句說話在我腦海縈繞不去。他們每個月收廿幾萬人工維護專制政權，本身就是一種必須消滅的暴力！然後我想到，面對這種制度荒謬，但我們依然覺得難以叫喊「釋放XXX」，其實也是一種相當深層次的暴力。「法治」的光環，是如此深刻地鑲嵌在我們的文化，以至剝奪了呼喊直接釋放他們的正當性。日前梁國雄提出，非建制派應該成立「政治犯聯盟」。在此之前，也許我們應該先大膽叫喊：「釋放香港所有政治犯！」
那則寓言或可如此詮釋：普通平民面對法律，必然不得其門而入。只有當我們鼓起勇氣，嘗試挑戰「守衛」及突破重重大門，才可能發現門後根本空無一物，法律的真相就是「守衛」本身。在法的門前，有些人已經進去了，我們要進去還是繼續等待，這是一道存在主義式的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