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幾乎沒有人會承認六七暴動是正確的。就算是那些當年熱血的左派支持者，多數只會說他們的愛國反壓迫之情是正義的，但出動了「真假菠蘿陣」卻是錯誤的策略。不過，一直以來都有一個說法，就是儘管六七暴動是錯的，它卻帶來了正面的後果，就是麥理浩時代的社會改革。
除了傳統左派會拿這一點為六七暴動辯護外，一些學者如Ian Scott都認同六七暴動令到殖民政府不得不推動改革以增加自身的認受性。甚至在六七暴動時負責對付左派的姬達也認同這觀點。姖達曾說過：「如果沒有發生六七暴動，我不認為港府會推行任何改革」（見張家偉著作《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第9頁》）。
不過，近年的相關研究卻提醒我們不要過分重視六七暴動對後來改良政策的影響。例如Alan Smart和呂大樂就強調要將六七暴動放回在當時的社會政治脈絡來看（註一）。其實在二戰後，香港發生的騷動不只有六七暴動，1948年殖民政府企圖拆除九龍城寨內房時激起的反抗、1952年的三一事件、1956年的雙十暴動和1966年的九龍騷亂都在挑戰港英政治的管治。換句話說，Alan Smart和呂大樂不認為我們應將七十年代的社會改革簡單地歸「功」於六七暴動。他倆甚至認為：「就算沒有1967年發生的事件，1966年的騷動也可能帶來實質改革。」
另外，David Clayton通過研究工廠女工的工時政策作出了以下的結論：「暴動真的影響了社會政策的制訂，但暴動沒有完全改變勞工政策的走向。」（註二）David Clayton認為，原先在英國政府和港英殖民府中就有一派較關心勞工權益的官員。他們希望改善香港的勞工政策，但卻受到主張自由市場的官員的抵制。而六七暴動的作用就是增加了改革派的話語權。減少工廠女工工時的決定，就是在這個條件之下完成。但David Clayton強調，由於六七暴動終究不得民心，所以政府後來也不覺得有必要積極介入勞資關係以保障勞方的權益。
有關七十年代的社會改革，另一種說法則強調七十年代的港督麥理浩的功勞。近年一些本土派更是對他推崇備至。但葉健民和呂大樂的研究發現，戰後不少有關社會改革的文件，其實早在1967年前已經在醞釀或者發表。當時的港督還是戴麟趾而不是麥理浩。事實上，葉健民和呂大樂更指出，雖然麥理浩為了爭取香港市民對殖民地投以信心一票而推行改革，但他其實不是真正的社會改革家。他們的研究發現，麥理浩甚至曾多次抵制英國工黨政府要求香港政府改善勞工保障、福利措施的建議和要求。（註三）
總括而言，無論說六七是殖民政府推動懷柔政策的主因，還是要港人感激麥理浩，都言過其實。六七暴動不是沒催生社會改革，但其重要性不是原先想像的那麼高。其他反映社會不滿情緒的鬥爭也有其「功勞」。而麥理浩無疑在任內是推行了不少社會政策改革，但其實當中不少只是繼承前任戴麟趾的政策，而且麥理浩最關心的始終是公眾信心，而非收窄社會不平等。所以麥理浩對改善民生的個人貢獻，我們也不應高估。
註一：Alan Smart and Tai-lok Lui (2009) ‘Learning from civil unrest: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Hong Kong before and after the 1967 disturbances’, in Robert Bickers and Ray Yep (eds),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pp. 145-16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註二：David Clayton (2009) ‘The riots and labour laws: The struggle for an eight-hour day for women
factory workers, 1962-1971’, in Robert Bickers and Ray Yep (eds),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pp. 127-14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註三：Ray Yep and Tai-lok Lou, (2010) “Revisiting the Golden Era of MacLehose an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forms”, China Information, November 2010, Vol. 29, No. 3, pp. 249-272. 另見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426-opinion-rayyep-673/（葉建民：六七暴動真的改變了香港嗎？）